5月31日，全国农协及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宴会由毛泽东主持。在欢迎词中，他论述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这个命题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他再一次强调中国农民“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无产阶级是农民的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17〕。这个论述对当时陈独秀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特别是对武装的领导权，迁就资产阶级的右倾投降主义，无疑是一深刻的批判。
在毛泽东发表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演说的前一天，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训令”充分肯定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和打倒土豪劣绅的必要性。“训令”说：农民是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政治和经济压迫最酷烈的阶级之一；农民为解除剥削和压迫，热烈参加革命，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责任，在于领导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实现耕者有其田，进而解放全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发展之可能”；农民向土豪劣绅猛烈反攻，实在是“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是“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可是“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及时得到国民政府之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
“训令”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湘鄂赣农民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如少数农民有侵犯军人利益的行为，从而给土豪劣绅、蒋介石等反动派以造谣、挑拨离间的借口。又由于各地农民的斗争，有些限于地方性，没有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不利于巩固统一战线。鉴于此，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训令湘鄂赣农民，必须“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这种民主自治政府，“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人群，均得充分参加”。“训令”认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乡区县自治机关，是农运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政策，并提出了乡区县自治机关的七项任务。因此，这个“训令”，实质上是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在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的情况下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纲领。
为实现这个纲领，“训令”要求各地农协，“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势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唯有这样做，才能“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18〕
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震撼了新旧军阀和整个地主阶级。继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叛变后，江西又发生了遣送共产党员出境、屠杀工农的事件。湖北土豪劣绅尤其猖獗，仅距武汉国民政府十里之遥的汉阳农村，也发生了土豪劣绅残杀农民的事实。在6月上旬，湘鄂赣三省都处在白色恐怖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工人农民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19〕。在此情况下，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无法召开，全国农协没有正式成立。
在血雨腥风中，毛泽东、蔡和森团结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力挽狂澜。毛泽东、蔡和森多次接见逃亡武汉的工农干部，详细了解“马日事变”真相，邓演达多次听取湖北农民的申诉。6月13日，毛泽东出席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讨论马日事变的处理问题。他以大量事实驳斥“军工冲突”“军农冲突”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他说：马日事变完全是潜伏在北伐军队伍里的反动军阀策动的叛乱，是许克祥的部队向湖南省农协进攻，向省总工会袭击，缴工农的枪，屠杀工农群众。这时，汪精卫集团尚没有公开叛变，力主“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的主力部队远在河南，也不敢撕下伪装，“并愿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中共中央在陈独秀把持下，亦采取“农军不得进攻长沙，湖南问题静候武汉国民政府解决”的方针。会议决定派唐生智回湖南处理马日事变。
毛泽东、蔡和森等力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争取和平解决马日事变，团结邓演达等，于当天以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出《临字第四号训令》，号召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北伐后方的反动派；明令惩办许克祥等叛军，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恢复湖南省农协、省总工会、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明令禁止江西朱培德部驱逐共产党员及工农领袖；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逆军、土匪，镇压蒋介石的奸细。另一方面，号召各省农协，努力团结农民，严密农会组织，迅速动员工农武装，反击土豪劣绅及反动军队的武装袭击。蔡和森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湖南，建立两湖根据地的计划。毛泽东在汉口日租界一旅社召集驻汉的湖南同志会，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岗位，恢复工作，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坚决与敌人做斗争，武装保卫革命”。〔20〕
鉴于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先后在徐州会晤，预料汪精卫即将叛变，7月7日，毛泽东又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名义签发“讨蒋通电”，揭露蒋介石到徐州是“谋反前敌武装同志及国民政府”，“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出兵华北”，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指出“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号召“全国民众及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一致，共赋同仇，消灭蒋逆”。〔21〕这个通电，实际上是通告全国人民，汪精卫即将叛变革命。〔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