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补充说明之后，会议对《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进行了初步讨论，并决定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查。毛泽东被指定为审查委员会成员。由于何键、谭延闿等人也是审查委员会委员，因此，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出席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者15人。会议通过汪精卫、何键等人提出的《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草案》，打着保障革命军人利益的旗号，保护混进革命队伍的军阀们的土地。在讨论此案时，毛泽东多次发言，强调《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应当保障革命战士有获得土地的权利。革命军人之无土地者，复员后，应由政府给予土地。“此是分配问题，分配即将地主剥削农民那部分取消，以剩余那一部分的土地分给农民。”“分配是年年变更的，并不是分配一次便成永远的。”革命战士分配土地的时间，是“革命战争终了时”，因现时尚须作战。
鉴于军人有土地保障条例，随之，夏曦提出“应马上规定保障佃农的条例”，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毛泽东支持夏曦的意见，提议定出保障佃农的办法，如免减租税，田主不得虐待等等。在4月26日土地审查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发表修正意见。如对第二条关于佃农缴纳租额占租地收获量40%的规定，是“最高的数目”，“各地方的党和政府按照地方情形酌量减少”。邓演达要求大家讨论这规定究竟“对地主有利些，抑对佃农有利些”。于是，毛泽东再次发言：“（1）有利于地主，抑有利于农民，要看政府是什么政府；（2）‘政府’应规定‘地方政府’，不必指明省政府或县政府。”在讨论第9条“包佃及包租制应即废止”时，毛泽东又指出“包佃制名词不适用于长江上下游，应改换为包田制”。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佃农保护法决议案》。
5月6日，土地委员会举行最后一次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独秀、鲍罗廷都参加了。陈独秀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鲍罗廷侈谈解决土地问题是乡村自治机关建立以后的事情。陈、鲍发言后，毛泽东重申“政治没收”和“经济没收”土地的意见。又针对谭延闿以“逆产处分委员会”名义分配土地的意见，坚持以“分配土地委员会”作为土地革命的办事机构。这不是名词之争，而是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的争论。
讨论的结果是：“在革命过程中土地私有制是不能完全消灭的”，“现时全国的政治环境并不一致，农民的力量也随处有别，即此规定一般的具体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但是解决的原则是可以规定的”。一般的原则“只能做到政治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8〕。会议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处分逆产条例》《解决土地问题》等决议案，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
5月9日，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五位委员写出了《土地委员会报告》。毛泽东、谭平山还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写了《土地委员会工作报告》。然而这个很不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在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被否决了。在4月27日至5月6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建议和“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方法”，也为陈独秀所拒绝，没有加以讨论。〔9〕
毛泽东在全国农民运动中负有盛名，特别在湘鄂农民中享有威望。3月5日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决定聘请毛泽东等人为大会名誉主席。〔10〕3月底，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聘请毛泽东为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