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还没有看清此点，一班右倾的领袖只知道国内的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第三，随着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也在变化。“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中山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了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确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了共产派分子入党。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护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新右派。〔42〕
4．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由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