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根据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工作计划”，确定“我们的人力、财力应集中于重要的县份，如长沙、湘潭、醴陵、湘乡、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宁乡、安化、益阳、常德、南县、华容、衡阳、衡山、耒阳、郴州、宜章、汝城、宝庆等县，首先在这些地方重新组织县委或中心县委。对工农武装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三种安排：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如湘潭、湘乡、宁乡、浏阳、平江、醴陵的工农组织，‘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尚在灰色或潜伏状态中的工农武装仍保持合法团体——挨户团名称，待到起义时，再打出自己的旗帜；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支埋于土内，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部，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反动团防，设法制造兵变，夺取枪支。同时，工农要用种种方法，如夺取溃军、团防的枪支，或集资购买，并且秘密地从事武装训练”。还要利用各派军阀的冲突做分化工作，特别要用种种方法破坏唐生智的军队。省委做出如上部署后，又曾“不下数十次”通知，告各地党组要求认真贯彻执行，而且派了许多人下去督促执行。据潘心源报告记载：“我们在浏阳县城时（6月10日至7月1日），省委又派郭静茄（郭亮）由平来浏，……他主张我们退到浏阳与江西边界当大王，对平江也一样的主张。”〔27〕夏明翰派往安源，纠正安源工人武装领导人刘义顶着国民政府中央委员的招牌大吹大擂的错误，除将所有警兵改为工人，排长改同志外，还找了一灰色同志充当安源煤矿保安科长；毛简青被派回平江任县委书记，把县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义勇队，由余贲民率领，开往离县城百余里的幕阜山区整训；湘潭西乡农军由县农协委员长郭咏泉率领撤往韶山宁乡边境山区；宁乡农军由喻东生、谢南岭统率撤到沩山，并于6月29日发动了沩山起义；宜章、郴州、资兴农军由陈东日、武文元指挥，先后撤至汝城县，与汝城农军及广东惠潮梅农军会合；醴陵全部工农武装撤至安源，与安源工人武装会合。这样，湖南保存了大量工农武装，约有两千支枪。集中在安源的工农武装和湘赣边的平江、浏阳农军，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基本队伍；宜章、郴州、资兴、汝城、桂东、耒阳、安仁等地农军，成了湘南起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组织推翻唐生智的活动，引起了唐生智的嫉恨。唐急电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请求处置办法。陈独秀得知消息，命令毛泽东速回武汉。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追忆：“许多共产党领导人这时得到党的命令，要他们离开中国，到俄国去或者到上海和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前往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改派我到湖南去担任省委书记。十天以后，他又命令我立刻回去，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28〕
毛泽东对湖南的工作做出全盘规划，特别是对工农武装做出安置后，于7月初去武汉参加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等。会议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毛泽东曾有多次发言。当陈独秀提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人改组农协时，毛泽东认为“派一左派同志为好”。在讨论工农武装的出路时，陈独秀提出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地多将群众送给他们”。毛泽东针对陈独秀的这一错误主张，指出：这可不行。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条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为此，毛泽东还主张办军事“训练班”。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也主张“农民自卫军上山”和“迅速发展乡村中党”。〔29〕这两位老同学、老战友在挽救革命危机的紧要关头，思想认识完全一致。〔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