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并没有停止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开始了新的努力。他要寻觅有共同理想的同志，还要创建将这理想付诸实行的组织。毛泽东的努力是富有成效的。不久，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便同全国其他先进地区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一样，在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为湖南带来新的希望。
有关毛泽东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迄今为止考证得较为充分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撰写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
该文写道：
毛泽东由沪返湘后，与陈独秀、李达等联系密切。文化书社创立时，请陈担任“信用介绍”。由于陈独秀的帮助，上海《新青年》社、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社等，免去押金，优先卖书报给文化书社。〔1〕10月中旬，又建议省教育会邀陈独秀来长沙讲学，陈“不愿偕罗素同来”，没有启程。〔2〕12月，毛泽东再次邀陈来长沙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后因陈赴广东，也未实现。〔3〕但陈独秀、李达等把建党情况，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情况都及时告诉了毛泽东，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并寄来了《共产党》月刊、青年团章程。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上海，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在座，共同商议建党问题。“经过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负责，北方由李守常负责”，“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各地代表大会，正式成立”。〔4〕这段回忆，说明在1920年夏，长沙已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李达回忆，“这个组织（共产党）发起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5〕毛泽东在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过程中，同上海、北京小组成员有着广泛联系。早在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就认识了李大钊，并在他领导下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他帮助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李大钊担任文化书社的“信用介绍”，协助书社打通了北京大学出版社、新潮社、学术讲演会及《晨报》社的关系，免去押金供应书报。上海、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启汉、林伯渠、李中（李声澥）、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何梦雄、罗章龙、缪伯英等，也同长沙小组保持联系。
……
关于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环境、情况、成员、时间等情况，小组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都有回忆。1945年4月21日，他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提到：“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八大”代表证上亲笔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研究马列主义。”1969年4月1日，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再次谈到他和何叔衡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一大”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