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发生了争论，一部分是对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问题。一方面以李汉俊为首表示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尚很幼稚，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需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这一基础上，李汉俊认为无须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拥护资产阶级民主。他认为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亦可以公开地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用不着组织职工会，最好还是用一切力量去发展学生运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李汉俊主张首先应真正地组织知识分子，用马克思理论把他们武装起来，然后，当知识分子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时，才能有力地组织和教育工人。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的党，用不到有纪律的战斗的党，主张党应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公开的组织和和平的政党，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由此他得出结论：凡承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都可为党员。参加党的某一组织和在里面进行实际工作，他认为是不必要的。当时拥护李汉俊的观点的，还有李达和陈公博。
另外是一种极“左”的观点。以刘仁静为首，认为无产阶级的专政是党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都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他认为应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同意他的观点的有包惠僧。
大会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对这两个不正确的观点，终于通过了一个共同方针，即党的基本任务是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在规定目前时期斗争的策略时，指出党不仅不拒绝，而相反，必须积极号召无产阶级参加和领导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通过了方针，要求党成为有战斗能力及有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职工运动为共产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关于工作能否采取公开形式的问题，则指出，如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则党应当利用它。至于党的组织原则和接受新党员的条件，则采取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经验。
刘仁静的回忆则与董必武、陈潭秋的回忆略有出入：
第一次党代会的人数是12人。包惠僧不是代表。
有的历史书上说，第一次党代会上有过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胡华的书说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无其事。在“一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就我的情形说，当时还很年轻，对共产主义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统，成为一“派”；另一方面，毛泽东在“一大”会上，很少发言，因为他刚离开湖南，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也不多，加上他很慎重，所以大会上，并没有什么“斗争”。大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略有争论，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一般不容许他们入党。
“一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张国焘有过一些小组织活动，结果他认为应选上的人都被选上了，像李汉俊这样的人（在《星期评论》写文章，懂得马克思主义较多）却没有选上。
党内政治上的分歧，直至1923年第三次党代表会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才表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是陈独秀，主张一切归国民党，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来领导，认为孙中山是天然的国民革命的领袖。另一方面，毛泽东主张应该依靠工人、贫农，认为中农和富农是靠不住的，有工农联盟的思想。但毛泽东在会上没有以自己的意见驳斥陈独秀的意见，会后曾同我谈起上述的主张。陈独秀的意见在会上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的意见同陈独秀的意见间的矛盾，有如苏联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没有看得很清楚，使革命受到损失。〔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