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朗声回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价问题。”毛泽东的答复，又呛得吴景鸿哑口无言。
经过激烈的反复的斗争，反动派终于不得不承认工人“营业自由，调整工价政府不能过问”的正义要求。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即写了呈文，给省长公署当面批准。可是，吴景鸿老奸巨猾，又在批词上玩弄花样，写了“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能由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毛泽东当即指出：此句万不可存！责令吴景鸿将它删掉。吴景鸿又以“批文需要交省长过目签字生效”，借故拖延。毛泽东采取对策，组织工人骨干连夜通知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第二天去开大会。25日，各行各业近2万人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像冲决堤岸的怒潮，向伪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
坚持20天的泥木工人罢工，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2万多工人欢声雷动，整队游行。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县衙时，一个工人点了一挂万子鞭，跑到县衙的大堂上鸣放。在鞭炮声中，群众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劳工神圣”！整个长沙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水，沸腾起来了。〔21〕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在（湖南）省内外的相互声援下，也取得了胜利。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粤汉铁路在1920年12月、1921年3月及10月曾举行过三次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的工人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又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有工人俱乐部。
在全国罢工**和粤汉铁路前次罢工的打击下，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组织起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扰工人运动。王世堉是天津人，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部分工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企图将外省工人尽力排出，用他的同乡亲信担任要职。还暗地指使爪牙行车监工张思荣、员司（翻译）苗凤鸣多方刁难外省工人，迫使他们离开路局。张、苗二人依官仗势，一面纠合少数未觉悟的同乡工人，组织“工人研究所”和“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结成帮派；一面大肆造谣惑众，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妄图借此分化瓦解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还收买一批流氓，无故向工人挑衅；因敲诈不遂，给工人强加罪名，任意开除工人等。在1922年9月，工人群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根据上述情况，郭亮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这时直接领导长沙新河站的工人工作，他得到郭亮的报告后，同意这个估计，便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以便行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岳州工人俱乐部联合全粤汉铁路工人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张、苗二人，若不做出圆满的答复，则实行全路总罢工。9月6日，粤汉铁路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的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6条政治、经济要求，准备罢工。三天过去了，交通部和路局均无动静。8日，俱乐部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罢工。9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罢工开始。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22〕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