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下旬，为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匆匆结束养病，从韶山来到长沙。9月，又转赴广州。在广州，他因身体极度虚弱，住进东山医院。9月28日，国民党“二大”重要议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汪精卫、陈孚木、毛泽东3人负责宣传问题议案的起草。这样，毛泽东又抱病参与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被推定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个成员之一。此后，他以很大精力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据国民党“二大”秘书长吴玉章回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我党进行的。那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上述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19〕
11月27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会议发表“致各级党部电”，驳斥林森等国民党右派提出“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问题。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签名。电文说：“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从中作梗”，势必受到破坏，无法进行。故毛泽东等一面警告林森等“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速来广州开会，一面要求全党一致尊重三中全会之决议“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20〕
在这次会上还决定毛泽东执笔起草《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通告》深刻地阐述了由孙中山奠定的国民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正确性，必须采取联合国际及国内各派革命势力，坚持实行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的必要性。电文写道：“今日之革命，乃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做最后决斗之一幕，与历史上一切革命异其性质”，因此，“革命之进行，亦当然异其策略”。如果“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彼帝国主义、军阀正惟吾今日所采革命策略之可畏，乃多方离间破坏。”“西山会议派”的出现，就是这种破坏的一个“明证”。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提出，要以“农工阶级”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新发展。《通告》还解释了延缓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届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原因。原来国民党一届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1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十日，召集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现因出现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进行反共分裂活动，国民党各级党部应一致通电声讨西山会议派，电文最后郑重向全党宣布，决定1926年元旦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1〕毛泽东将自己起草的这个策略通告，在1925年12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上提议“请公决”，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22〕
12月11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六次联席会议。会议再次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取消李大钊、毛泽东等9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国民党党籍，是分裂国共合作的反动行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召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