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号通告是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问题。在这份通告内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一词。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从开始形成的那天起，就存在着斗争。国民党右派分子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分裂国共合作。1924年6月1日，孙科等提出“制裁共产党分子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邓泽如、谢持等又提出《弹劾共产党案》。第15号通告针对这些情况指示全党同志，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势力的联合，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另一方面“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号召全党揭露右派摧残工运、农运，反对联俄、联共的罪行；同时应“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中坚力量，以利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组织。这个协会吸收成员应严格注意质量，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这个“国民对外协会”是一个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唯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组成国民党党部，可用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从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告看，当时中央有些同志打算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建立以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国民党右派的分裂。后因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届二次执委会上申明国民党有集中全国革命分子之必要，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唯以言论行动能否依该党之主义政纲及党章为断，从而击退了右派的进攻。因此，“国民对外协会”也未组织。
第17号通告是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1924年9月初，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发动战争，导致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9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同时，陈独秀、毛泽东签发了第17号通告。《通告》指出：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的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若有偏袒的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为军阀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只有暴露其实在性质，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战争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被奴役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唯有国民革命。
第21号通告是关于加强党务工作问题。《通告》说：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有益于沟通上下情况，了解实情，指挥得当；尤在斗争尖锐、复杂的环境下，更需要加强党务建设。但是“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为此，《通告》要求各地党小组及地方委员会的组织生活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以教育各个同志；应做出工作规划，分配各同志，训练各同志，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各级党组织每次接到中共中央的文告后，应即提交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十分重视。1923年9月6日他亲笔起草了《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信》（钟英为中央局的代号）。信中说：中共中央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毛泽东经常代表中央出席团的会议，指导团的工作。1924年9月27日毛泽东手稿《钟英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曾针对团中央个别领导闹独立的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信中说：SY中央局，来示质问三点答复如下。第一点，和森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推项德隆（项英）同志出席团中央会议。第二点，中共中央有自由调遣党员的权力。至于张伯简同志是否留中共中央局长期做事，俟稍后决定了通知团中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刘仁静即可返沪任团中央委员长，并未变更前议。〔17〕
毛泽东在上海工作期间，仍在关注长沙文化书社，继续做着“特别交涉员”的工作，为书社采购书刊。1924年3月16日他给上海民智书局账房夏先生的信中写道：“昨日承兄替长沙文化书社所配的书，应请扎成大包，上面写明松兴公寄至汉口顺丰转运公司，转交长沙贡院西街十一号文化书社易礼容收字样。”民智书局是国民党在1921年创办的出版机构，1922年秋开始营业，1924年已属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松兴公是上海一所民办信局，设法租界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附近。为避免反动政府检查，扣留邮件，中国共产党常通过此信局寄递书刊。
为协助毛泽东工作，1924年6月，杨开慧携小孩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来上海。她在党中央机关从事文书誊写、收发工作外，还常在晚上到上海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