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师”就是典狱长，属于司法工作者，负责诉讼、判案子、抓犯人。
柳下惠在做典狱长的时候，三次都被罢免了。这个工作不好干，比如包龙图升堂，经常审到皇亲国戚，经常会得罪人。
柳下惠三次被罢免，有人就问柳下惠：“你为什么不走呢？这国家对你不好，不能让你好好地做事，你离开不就行了吗？”
柳下惠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大意是，如果我用“直道”、用现在这样的态度秉公执法，不怕得罪人，我去到什么地方不会被人罢黜呢？是鲁国还是齐国，或者是晋国还是宋国？天下乌鸦一般黑，不论在哪里，我都会遇到“三黜”的事情。
“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假如我换一种方式处世，变得懂得迂回、斡旋，不再那么直，懂得用圆融的手段，那么我不离开我的老家和祖国，也能顺风顺水。
这话的潜台词是，我要是愿意变得油滑，我早学坏了。世俗的那些东西谁不会呢？问题是我不愿意改，那么我去哪里不都一样吗？
大家初听可能会觉得柳下惠说得还挺有道理的。
实际上，柳下惠的认知是有问题的。孔子的应对方式跟他不一样。孔子敬佩柳下惠，觉得他的品行道德值得赞叹，但是孔子并没有效仿他的做法。孔子四方游历，四处奔走，就是到处在找能够跟自己合作的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心理学当中有个规律叫“耦合效应”，强调了一个人的行为和状态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一个坏人做坏事通常是与环境分不开的，当他离开这个糟糕的环境以后，可能就不再做这样的坏事。
如果你将一个城市里最脏乱差的、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治理好了，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犯罪分子只是去了别的地方。事实并非如此——当糟糕的地方被治理好以后，这里的犯罪分子也许真的会消失。这是因为环境的耦合性被破坏掉了。
人的行为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如果柳下惠能够像孔子一样相信环境的力量，那么他不仅可以继续保持直道，还会努力去寻找能够实现他“直道”的国家。
什么叫好的国家、好的城市、好的公司？就是能够让人安心过日子的地方。在这里，你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你的日子就能够过得很好；在这里，有理可说，有道可循，有法可依。
假如在一个环境里，讲理的人处处受气，有势力的人有话语权，那人们的生活就无法安生了。
柳下惠的这句话，虽然看上去逻辑完整，但是是有漏洞的，他没有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件事情的结果如何，跟自己有关，跟环境无关。他的观点是，天下哪里都一样，这是“固定型心态”。
孔子跟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孔子依然抱有希望，不断地去换不同的环境，尝试寻找能够施行仁道的国家，这显示了孔子是“成长型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