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后的那个温暖夏日，塔拉突然不再与世隔绝。此后接连数月，总有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走痛了脚又饥肠辘辘的人费劲地爬上红土坡，来到塔拉，在前门台阶的阴凉下休息，既讨吃食，又想借宿一宿。他们都是步行回家的邦联士兵。火车将约翰斯顿那些残余士兵从北卡罗来纳送到亚特兰大，就让他们在那儿下车，然后徒步回家。约翰斯顿的这些兵过去后，从弗吉尼亚军队里退下来的老兵又到了，接着是从西部军队回来的人。他们艰难地向南而行，走向也许早已不复存在的家、已经失散或死掉的亲人。大多数人都是步行，只有少数幸运儿骑着瘦骨嶙峋的马和骡子。投降协议虽然允许他们保留这些牲畜，但就连外行人都看得出，这些憔悴的家伙绝对走不到佛罗里达和南佐治亚那么远的地方。
回家！回家！士兵们心里只有这一个念头。有些人悲伤又沉默，有的欢欣鼓舞，不惧旅途艰难。但“一切都已结束，他们正往家赶”的念头，是支撑众人继续前行的唯一动力。几乎没人觉得痛苦，他们已将痛苦留给自己的女人和老人。他们打了一场漂亮仗，虽然战败，但现在也乐意在昔日敌人的旗帜下安居乐业。
回家！回家！他们再也无法谈论别的任何事，不谈战争，不谈伤痛，不谈被虏，也不谈未来。以后，他们或许会重温战事，把自己如何胡闹、突袭、猛攻、挨饿、急行军和受伤的事告诉儿孙们，但不是现在。他们有的缺了条胳膊，有的少了条腿，还有的瞎了一只眼。不少人身上都有伤，如果他们活到七十岁，这些伤口到了雨天就会痛。但这些事眼下都微不足道，今后才会变得重要。
年轻的、年老的、健谈的、寡言的、富裕的种植园主和面色灰黄的赶马车穷人，他们身上都有两样相同的东西——虱子和痢疾。邦联士兵们早已习惯这些害虫，根本不将其当回事，甚至当着女士们的面，也能浑不在意地又抓又挠。至于被女士们委婉称为“血痢”的痢疾，似乎没放过任何人。从士兵到将军，无一幸免。四年半饥半饱的日子，吃的全是粗糙的配给军粮，入口的东西不是生的，就是半腐烂的。这一切全在他们身上起了所用。因此，在塔拉歇脚的每个士兵，不是正在康复，就是病得厉害。
“全军上下就没一副好肠胃，”嬷嬷闷闷不乐地说，满头大汗地在火上熬黑莓根汁。这东西可是埃伦用来治疗痢疾的良药，“依我看，打败我军的不是北佬，而是他们自己的肚子。尽拉稀，怎么打得赢仗。”
嬷嬷喂每个人喝黑莓根汁，根本不问他们肠胃如何这种蠢问题。士兵们皱着脸，乖乖地挨个儿喝下她递来的汤剂，说不定心事也飘到了远方，想起那一张张严肃的黑面孔和一双双不容拒绝，同样举着汤匙喂药的黑手掌。
对于“借宿”一事，嬷嬷的态度也同样坚决。身上有虱子的士兵，一律不准进入塔拉。她会把他们赶进屋后浓密的灌木丛，叫他们脱掉军装，给每人一盆水和一块强碱皂洗澡。然后，她会给他们床单和毯子裹住光溜溜的身子，把他们的衣服扔进大锅里煮。几个姑娘为此跟她激烈争论了一番，说这么做让士兵们太难堪。嬷嬷说姑娘们若在自己身上发现虱子，才更难堪呢。
到了几乎天天都有士兵上门时，嬷嬷更是坚决反对他们进入卧室。她总是担心有虱子逃过自己的眼睛。斯嘉丽懒得跟她争论，索性把铺着厚天鹅绒地毯的客厅改成了一间寝室。嬷嬷认为让这些士兵睡在埃伦小姐的地毯上简直是亵渎了埃伦小姐，大叫大嚷着反对。但斯嘉丽态度坚决，总得让士兵们有地方可睡。于是，南方投降后的几个月下来，地毯厚实柔软的绒面开始磨损，尤其被鞋跟和靴刺不小心划到的地方，连底线厚实的经纱与纬纱都露出来了。
每遇到一个士兵，他们都急切地打听阿希礼的消息。苏埃伦则总是高傲地打听肯尼迪先生。但士兵们都没听说过他们，也不想谈论失踪的事。自己还活着就足够了，至于那成百上千无名坟冢里永远回不了家的人，他们才不想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