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继续侃侃而谈，说道：“我宋朝始至今天，因循守旧，弊者益弊，如果不变革，不出百年，国家必有危难矣。不说十六国之乱、南北朝与五代十国之祸，且说汉唐。汉唐立国有三百余年，近三百年，然真正几代何？西汉一百余年光景，东汉一百余年光景，唐朝虽年号不废，其实从安史时国家就已衰落。我朝已经立国几十余载？”
这一算危机便更重了。
“但一变，必然产生诸多纠纷。汉景帝惩诸藩王势力，于是削藩，七王之乱。武帝惩匈奴之逼，大肆兴兵，民不聊生。唯有汉宣帝最佳，种种变革，皆落到实处，又无多少争议，于是大治。然汉朝自诸吕兴起以后，外戚皆贵。汉宣不加提防，形成王莽之患。光武仁爱，宽民，却不做变革，于是子孙受困于外戚与宦官，地方豪强大肆兼并，朝中宦官掌权，国家江河日下。
东晋受困于门阀，又阻于权臣，于是有王敦、桓温之乱，后被刘裕直接取代。再到唐朝，姚宋何能，诸君恐远不及也，但唐朝至开元起，府兵败坏，均田破坏，姚宋怕产生纠纷，小心调节，有开元盛世。本来这是唐朝一次最好的转机，可惜唐玄宗晚年昏庸，将政事托于李林甫，于是误国殃民。
我朝太祖与太宗两位祖宗，进行分权制度，节掣外戚与宦官的势大，诸臣分权，防止权臣产生。包括人君，也进行诸多分权掣肘，以便防止有平庸君王贻误国事。可有一利便有一弊，文恬武嬉，吏治冗败，冗官冗兵冗政，虽几代人君奋发向上，然国家也呈江河日下之势。
陛下发奋图强。改革图新，但中兴之世，开元为一，开元经过几十年的调节。都没有将国家最大的弊端革除，唯有纠纷不多，国家安宁。或数于汉宣，汉宣幼年生长在民间，知民间疾苦，但之所以能成功，不仅是汉宣。还有霍光几十年如一日的小心经营，一臣一君，几达四五十年时光，才创造出汉宣盛世。但是诸位，你们新政之初，动辄便说几月，很快，一两载便能让国家大治。难道你们是神仙下凡，能洒豆成兵，能点土成金？”
许多中立的大臣以及贾昌朝他们都低下头窃笑。
“所谓治国。便是治民，国家强盛，吏治清明，兵强马壮，国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衣丰食饱，这是亿兆人的利益，想要治国，就要兼顾这亿兆人的利益所在。一人比如一张网，亿兆张网绞在一起，是何等的混乱。可是各位改革轻佻，认为随便做做便可以使国家迎来盛世光景。当真有那么容易。古代多少人杰，为何中兴之世，唯有文景、汉宣与开元？欧阳修。你所上书的朋党论便可以一叶知秋。不作考证，便选来做论据论证你的说法，固执已见。朋党之患，牛李猖獗一时，都不敢公开打着党争的旗号。我不知道你那来的胆子。”
张方平说道：“陛下，忠言逆耳利于行，郑朗所言，不可不思啊。”
他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根本就没有好感，本来属于温和派，再加上在泾原路与郑朗多次共事，更受到郑朗的薰陶，不过此时君子党太猖獗了，动不动就将人弄得身败名裂。
前几年他多次上书，包括在泾州也屡屡上书言事，但看到新政以来，君子对敌人的打压，郑朗是少事，他是避事，不敢再言事，几乎同样也消失不见。
其实欧阳修这篇朋党论一上，君子党的人心也散了。
许多大臣与郑朗一样，赞成君子可朋，但不敢在后面加上一个党字。
郑朗暗中示意，张方平，你快点退下。
他这时候也有很大的威信，只是年龄掣肘，不得不落到范仲淹与韩琦之后，还有他消失不见，也让大部分人投于范仲淹或者韩琦门下。一旦郑朗主动站出来，会有不少人附和的。
但郑朗不想，赵祯亲口说过，你还再过几年。
时间未到，手下形成一股新的力量，赵祯怎么想？
郑朗又说道：“臣再言三件事，一为备粮，灾害连年不断，民以食为天，国家要重视粮食储备，今年以来，除江淮旱灾，其他地方风调雨顺。江准虽旱，然有多处水系，旱的仅是山区。若没有意外，秋后会有一个丰收之年。然国家不可不防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