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在秦砚的设想中，这部电影肯定会有不少凶杀案。为了让整个故事逻辑更为严谨，秦砚自然要设计好杀人手法、死亡时间。
一开始谢北杨对于这些法医类的书籍还挺感兴趣的。谢北杨就看了一次，三天在家没有准备肉食，从此之后秦砚就禁止谢北杨再看这些书。
如果说死亡只是带来生理上的恐惧，那犯罪学方面的资料则让人感觉心理上的恐惧。
一个悬疑剧本好不好，首先要看这每一个人物的逻辑、行为是否合理。
在凶杀案件中，必须要最后的凶手找一个合理的动机，这才能让观众感受到推理的趣味性。
比如在杀人案件中最侦破的肯定是无动机杀人案——那种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凭仅仅是凭借着冲动或者是反社会人格行凶的案件。
这种案件在推理上的确很困难，在现实中也是破案率最低的案件类型。但如果放在影视作品中，会丧失推理的乐趣。
观众辛辛苦苦推理了大半天，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最具有动机的嫌疑人，这个时候编剧站出来说：
不，他的死亡就是个意外。路上遇到一个变态，变态随手把他杀了。
秦砚相信他敢这么做，观众就敢在票房上把他“杀”了。
而且秦砚并不希望把最后的凶手给塑造成为一个绝对的坏人，这样一来人物的性格过于片面。
所以秦砚努力寻找一个既能够让观众感觉到意外，又能够让人有同理心的杀人动机，然后再编制一个精妙绝伦的案件，让观众享受推理的乐趣。
最近秦砚经常抱着一本有关于杀人动机的《犯罪剖绘》看，不断假设、推演着各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
秦砚和谢北杨长时间的生活在一起，也已经同居了快一年了。他已经习惯了和谢北杨交流问题，不只是电影上，也包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所以最近二人的日常就是，秦砚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犯罪嫌人，确定他的杀人动机之后，便会找上谢北杨，开始交流。
试想一下，有一个朋友突然跑到你面前说：
“你想如果这个角色是因为小的时候被他的同学欺负过，一直怀恨在心。这么多年努力奋斗，成为了社会中的精英，完全断绝了以前朋友的联系，只是为了摆脱了刑侦理论中的熟人关系网理论。借着这次的同学会，突然杀人，这样破案难度就会大幅度上升，你觉得这个设定如何？”
“而且杀人手段还可以模仿当年在学校里被欺压的方式，这几种死法都还不错！”
“这样电影就可有讨论童年对人类性格的影响。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形象越完美，越会让人感觉到惋惜。”
或者说：“我设计了一个嫉妒情绪特别中的角色！看到他人拥有自己所没有拥有的东西，他就会想要摧毁。”
“一定要给这个杀人犯带上一点迷人的特质，他的杀人不能够完全是自己的错误，而是出生开始，整个社会就一直在歧视他。”
“父母在监狱里、教养制度不完善、社会观念的冷暴力……这些导致他走上犯罪的原因。你看这个角色能引发人的同理心吗？”
又或者：“北杨，你看一看。如果采取传统的暴力杀人，在悬疑剧中似乎没那么吸引人。如果他选用一种更高级的杀人方式，会不会比较有新意？你觉得下毒如何？足够隐秘、最为理想的犯罪。”
“不行，毒药杀人太容易瞒天过海了，电影的艺术表现难以体现”。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朋友，每天找你聊各种各样的犯罪，多少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点毛骨悚然。
但是谢北杨的反应很奇怪，他完全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害怕，因为他知道秦砚现在全身投入于剧本创作，就像是演员入戏一样，并不代表秦砚真的有犯罪倾向。
他也没有变得和秦砚一样兴奋，相比剧本创作，他更喜欢在表演中去创作角色。
不过谢北杨问了一个让秦砚有些措手不及的问题：
“你现在给我说这些剧情，是不准备让我参与你下一部电影了吗？”
秦砚愣住了，他想不通为什么谢北杨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秦砚甚至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有什么行为让谢北杨误解了。
其实这是之前《真相》所留下来遗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