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国以来，宋朝历代皇帝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酿成大祸的教训，收军权、收政权、收事权、收宰相权，把天下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仍然疑心重重，不信武将、不信宰相、不信百姓、不信军队，于是朝廷中宰相、参知政事、知制诰多头并存，牵制纠缠，地方上知府、通判各领事权，相互掣肘，军队里武将位下，文官在上，专以文官制武将。到这个地步尤嫌不足，又鼓励官员们风闻奏事，捕风捉影互相攻讦，借机把朝野官员谪来贬去，让他们坐不稳官位，不能培植势力；各地兵马也时时调动，军士将领疲于奔命，弄得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军力羸弱，屡战屡败。
官员互相监视，武将被文臣压制，朝野官职泛滥，衙门效率低下；北有辽国虎视，西有西夏犯边，战事连连，大宋朝廷不得不向辽国和西夏交纳岁币，用钱买一个不安分的和平；国内经济号称繁荣，单是税收一项，官库岁入竟达一亿贯以上，比大唐开元盛世还要多出两倍！却只够勉强应付开销，地方稍有歉收，朝廷度支就入不敷出，亏欠的银钱只能变成苛捐杂税，最后都着落在百姓们身上，于是民间越发困苦，草民断了活路，揭竿造反时有发生，仁宗皇帝虽然英明仁厚，是位天人共赞四夷尊崇的明君圣主，可面对历代积累的弊政困局，也是一筹莫展。
想到此，仁宗皇帝面对一城腐水，不觉潸然泪下。
不管怎么说，大宋王朝毕竟是铜浇社稷，铁打江山，汴京也仍然是举世第一富裕大城，一场水患肆虐数月终归退去了，于是市集重开，瓦肆重兴，御街上照样人来车往，大相国寺仍然香火鼎盛，官员富户们回到家里，把淤泥收拾干净，硬木家具擦拭一新，过得仍然是锦衣玉食的富贵日子，也就一个月光景，天下人已经把这场水灾淡忘了。
仁宗嘉祐二年正是开科取士的年份。因为这是改元嘉祐以后的第一场进士大考，加之头年那场大水让皇帝心里郁结难消，所以对这次科举异常重视，特下旨命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担任知贡举，主持这场进士大考，又命龙图阁直学士梅公仪、翰林学士王禹玉、起居舍人知谏院范景仁、知制诰韩子华同权知礼部贡举，协助欧阳修为国选士。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宋仁宗天圣八年进士出身，至今已做了二十七年的官，与大宋朝其他官员一样，欧阳永叔的官做得很不安稳，时常被皇帝调来贬去，糊里糊涂，今年不知明年在何处上任，可要说起文章，欧阳修早已是汴京文坛的泰斗。此公襟怀磊落，最能识人，一生提携了无数名人大家，文彦博、韩琦、包拯、司马光等名臣将相以及开理学先河的儒学宗师程灏、张载、吕大钧等人都得欧阳修的扶助而成名，以至于在仁宗年间一提“欧阳永叔”天下读书人无不景仰，都以成为醉翁的座上客为荣。
早在欧阳修还没做官以前就感觉到天下承平日久，世风渐渐奢侈颓废，学者不求真才实学，专好空谈。做官以后经的事多了，见识也长了，对读书人这不务实的毛病感知尤深。眼看一半读书人专以歌颂仁宗皇帝盛世承平为能事，文章中满篇都是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找不到一句有用的话，另一半读书人却把心思全用到修辞上去了，写出来的文章穿凿附会，堆砌辞藻，或迂腐难懂、或俗不可耐。如此文风只能养出败类，对国家实在没有好处。于是提出文章应以复古为上，以雄健朴实为优，这个思路一提出，天下人一半不能理解，另一半暗暗赞叹。
这赞叹的人中就有仁宗皇帝赵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