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平四年三月间，英宗皇帝的丧礼刚刚应付过去，神宗皇帝立刻发布诏命：任命王安石为知江宁府事；任命司马光、吕公著为翰林学士。
江宁是南方大郡。依惯例，在朝廷做过知制诰、三司使、参知政事之类高官的重臣因故自请外放，往往被派到大郡任知府，将来朝廷需要这些人的时候立刻召回，在朝廷中的职位会比早先更高。王安石在仁宗一朝曾任知制诰一职，后丁忧回乡，离职的时候仍然是个知制诰。如今皇帝任命他为江宁知府，正是补他一个外放之缺，将来一旦奉诏进京，所得官职当在“知制诰”之上，算起来不是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使就是掌握军权的枢密使，也有可能直接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一个副宰相。
翰林学士同样是个极重要的官职，凡皇帝起草重要诏命即顾问于翰林学士，职责比知制诰更重。这是一条直通宰相之职的“天梯”，朝臣能担任翰林学士的，无不欣喜若狂。
现在神宗皇帝刚掌权，就让王安石担任江宁知府，命司马光、吕公著担任翰林学士，于是早在仁宗年间就闻名朝野的“嘉祐四友”一跃而起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这也标志着神宗一朝的变法图强正式展开布局。
然而令神宗皇帝感到意外的是，谏议大夫司马光接到升任翰林学士的任命后并不谢恩，反而当天就上札子请辞翰林学士一职。
翰林学士是个要紧差事，司马光不肯就职，倒让神宗费解。就把司马光辞谢官职的札子扣住不发。司马光见辞职没有下文，只得亲自上殿来见皇帝，请求辞去翰林学士一职。
司马光这个别扭劲儿真把皇帝弄糊涂了，干脆当面问他：“朕初继位，百事待举，朝中能重用的臣子不过数人而已，既命你掌翰林学士，为何坚辞不受？”
司马光老实答道：“陛下是圣主明君，应该量才器使。臣秉性迂鲁，为人固执已见，做御史、谏官则有余，做翰林学士则不足，反复思量，实在不敢接受翰林学士一职，特请恩准免去职司。”略缓了缓又说，“陛下初继位，朝廷事多，臣应该多尽心，就请陛下任命臣为知谏院，或者做个御史也好。”
对司马光这个人后世褒贬不一，说起此人的品德，所有人看法一致：司马君实一辈子诚实无欺，从没说过半句瞎话，像这样的人极少，也很难得。
就像今天，司马光自称“迂鲁固执”，以这个理由拒绝接受翰林学士这个要紧官职，所说的全是真心实话，没有半点虚言。就因为他的话真实无虚，根本不用避讳。所以一边请辞翰林学士，一边又向皇帝请求担任御史、谏院之职，对他来说，这一个辞、一个请都是真心诚意，当仁不让。至于“秉性迂鲁，固执已见”也是实话，司马光的固执人所共知，他性格中有一点迂，脾气里有一点鲁，也是有目共睹的。
司马光这样的人，真的很适合做谏官。
但神宗皇帝眼下要用的不是谏官，而是助他振作朝纲的能臣，所以这个翰林学士一定要司马光来做。于是微笑道：“翰林学士无非是撰写文书罢了，朕知道古代的君子有擅长学问而不擅撰文的，也有擅长撰文却学问不深的，朕做太子的时候卿曾献书于朕，文章极好，学问极深，朕素知你之能，这才委任你为翰林学士，你若推辞，就显得朕无知人之明了。”
神宗皇帝年轻，可他胸中颇有丘壑，几句话说得不卑不亢，无法驳倒，司马光一时不知如何对答，想了半天才说：“臣不擅写四六文。”
所谓“四六文”是皇家诏命专用的文体，所谓骈四骊六，无非读起来悦耳动听罢了。司马光说他不会写“四六文”明显是托辞，因为司马光一惯老实，不会假装，连借口都找得不像样子。
听了这话，神宗脸上笑意更深了：“卿不需写四六文，就写成古代诏命那样简单直白也可以。”
在皇帝面前找这不得体的借口，司马光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但这位夫子实在固执，仍然说道：“诏命文辞本朝自有通例，任意乱写实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