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惯例，进士及第最低授正九品官位，且多留京任用。苏轼名列榜眼，当授从八品，又有圣眷在身，就得个正八品也不稀奇。可惜苏家兄弟没抓住机会！三年前那批进士已经安排了官职，今年又是大比之年，另一批学士脱颖而出，都等着做官，苏家两兄弟只能捡漏儿，被放为小县主簿，天下官员排行最末！
三苏都是一个脾气，不肯受这个委屈，立刻给吏部上了手札，请辞主簿一职。本以为吏部爱惜人才，能给苏家兄弟安排个京官也好，想不到一个月过去，竟连个回文也没拿到。
大宋朝有“冗官”之弊，官场上僧多粥少，主簿虽小，好歹是个实缺，苏家兄弟不要，边上有一百个人伸手等着要！吏部收了“请辞主簿”的札子，立刻把两个主簿位子放给别人，至于苏家兄弟，从此无人过问了。
蜀人直率热诚，哪知道京师这些“官油子”的心眼儿？傻等好久消息全无，这才疑惑自己这个进士会不会还没上任就让人家罢了？进退维谷之时才想起算算手里的铜钱。这一算不要紧，全部积蓄已经不足十贯！单靠这么一点钱想在繁华的东京汴梁落脚，根本不够用。情急之下苏洵只能到兴国寺拜访德香大师，希望能在寺里借住。哪知德香大和尚已于去年圆寂，连上次照顾过他们的沙弥惠济也不在庙里了。
没有熟人，敕造兴国寺当然不肯接纳苏老泉。
孔夫子说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苏老泉一世刚强，竟也落了这个俗套，沦落到如此境地。眼看走无处走，住无处住，不得不咬紧牙关拿出仅有的钱在汴梁城外的西冈租了一座旧房子，全家五口挤了进去，每日节衣缩食苦撑苦熬。就是这样，手里那一点点积蓄仍然流水一样撒出去。眼看不是办法，要面子的苏洵不得不低下头来，和苏轼一起去拜访三年前的旧相识欧阳修。
俗话说“贵人多忘事”，欧阳修却不是这种人。三年未见，他心里仍然记挂着苏家父子，听说苏洵、苏轼来访，一刻也没耽搁，立刻把两人请进府里，各自喝了一杯茶，就对苏轼笑道：“三年前你那两篇策论在汴京传得尽人皆知，尤其‘上令下不议，下从上不诛’两句，连天子都称赞！”说了两句客气话才问，“你这次回京所授何职？”
苏轼忙说：“吏部授我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一职。”
一听这话欧阳修顿时虎起脸来：“这像什么话！贤侄是国家栋梁，怎能屈居一县小吏？吏部这些人尸位素餐，不知耽误了多少人才！这个‘主簿’你不要理它！日后我必为你另谋高就！我就不信，偌大朝廷就容不得一个贤才？”
欧阳修生性直率，对苏轼的前程大包大揽，呵护之情溢于言表，苏轼忙起身行礼，口中连说：“大人谬赞，怎么敢当？”
欧阳修又想了想，忽然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前些日子陛下有旨意，今年专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招纳贤才，应试学子必须由大臣举荐，我看贤侄德才兼备，不知可愿应 ‘制科’之试？”
一听这话，苏轼父子大喜过望。
“制科”考试古已有之，宋朝最重视士人，所以特设六科，分别是：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六科之中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最受器重。
为了表明制科考试的与众不同，朝廷定了个奇怪的规矩：“制科大考”第一名、第二名为虚设，考中第三名的称为“超等”，第四名为“一等”，第五名为“二等”。自从设立制科大考以来，以第三名“超等拔擢”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头年刚刚去世的参知政事吴育。
制科难考，难在三处：凡参加制科考试的人，首先必有进士出身；其次必是青年才俊；第三，必须由朝廷重臣举荐，最多只有五个名额。
制科考试成绩优异的官员立刻被天子另眼看待，官职品秩都有一步飞升。现在欧阳修想举荐苏轼参与制科考试，苏轼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忙起身对欧阳修再三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