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次苏轼比平时多了个心眼儿，递上札子之前先把这些事大概和夫人说了说。这些政事夫人不懂，就劝苏轼，不妨先和太守商量一下。
若在以前，这话苏轼绝不肯听，现在苏学士对陈太守的看法和从前不同了，听了夫人的劝说觉得在理，就找个机会来见陈希亮，小心翼翼地问：“这些日子很多人都在抱怨‘刺勇’，下官在地方任职不久，事体所知有限，想向大人请教：这‘刺勇’之事有先例吗？”
苏学士平日心高气傲，这样虚心下气向知府请教还真是头一回。见他这样，连陈希亮都愣了一下，把苏轼看了半天才缓缓说道：“‘刺勇’之事在秦凤路并无先例。早年在此地连招募义勇的规矩都没有。仁宗庆历年间西夏叛乱，叛军攻入秦凤路，所到之处鸡犬不留，百姓死伤几万人，被掳走的人口有十几万，那是一场大劫难！朝廷不得已才下旨在秦凤路招募义勇。当时的定例是每三丁抽一人充当弓箭手或壮丁，叛军不来，就在家里种地，叛军若来，立刻召集义勇协助官军守城。”
苏轼点点头：“这么说招募义勇是有先例的，但‘刺勇’却无先例……”
苏判官话里的意思陈希亮也明白，手抚额头叹了口气：“义勇制度是很厉害的，凡被招募为义勇的，一辈子都算是‘义勇’，平时可以回家种地，但官府有事必须随叫随到。有的人想出去做买卖，或者在别处买了产业打算搬走，因为当了‘义勇’就走不得。若私自走了，查到就是罪过。结果百姓都被‘义勇’二字捆住手脚，当然不愿意，有些人不通知里正就举家迁走，再也找不到了。偏偏朝廷又有规定，‘义勇’的员额一旦定下来就不能缺失，比如一个县派定的义勇员额是五百名，如果核查后发现只有四百九十人，就是县令的责任，这么一来当官的就要想办法制止义勇流失，于是有了‘刺勇’的办法：手背刺了字，就算逃到别处，官府衙役一看便知，立刻就能抓回来——‘刺勇’的规矩就是这么来的。”
陈希亮老于世故，把“刺勇”的由来说得明明白白，苏轼是个正直的人，听了这些只说出两个字：“恶政！”
陈希亮微微点头：“天子为民守牧，宰相是天子的管家，都应以爱护百姓为本。如今朝廷在陕西招募义勇，说是‘招募’，其实强拉硬派，已成虐民之祸，可韩相不顾民间疾苦，竟又使出‘刺勇’的手段，这是要让陕西百姓世世代代做这个‘义勇’？真是恶政！”说到这里叹了口气，半晌又说，“话说回来，你年轻，见识少，还不知道战场是个什么样子。西夏是个蛮邦，凶残甚于禽兽，凡西贼所过之处百姓或全家被屠，或掳往境外永世为奴，一场兵祸赤地千里，灾害实在太重。这次西贼趁着新君继位袭扰边境，会州、西安州、顺德军都被攻破，百姓伤亡数以万计，整个秦凤路为之震动，朝廷库里没钱、手里没兵，招募义兵也是无奈之举。百姓们只知道过自己的日子，有事指望朝廷救护，无事就责备朝廷寡恩，咱们这些做地方官的既要安抚百姓也要体谅朝廷，既不能抗上，更不能虐下，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把道理给百姓们讲透，希望被招募的义勇不要逃走，这样也许能免去‘刺勇’之祸。”
想不到这位表面冷如冰霜的长官心里也是爱民如子，身上又担着这么多不得已，而陈希亮想到的苏轼大半没有想过。半天又问：“大人的意思是不必因‘刺勇’一事上奏朝廷？”
陈希亮摇摇头：“为官者首在护民，爱护百姓就是对皇上尽忠。‘刺勇’实为虐民，岂能不奏？我已上了札子，请求停止在凤翔境内‘刺勇’，你是大理寺评事，也有上奏的资格，只管递上札子。但要记住一条：务必上下体谅，从权考虑，不能太偏激了。”
到这时苏子瞻才知道陈希亮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敬又佩，于是言听计从。想起早先写的那篇《凌虚台记》顿觉不好意思，红着脸对陈希亮说：“上月太尊命我为府里的凌虚台写一篇文章，因为时间仓促，写得不好，我想重写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