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仁宗庆历年间大宋与西夏议和之后，西夏军马十多年未犯边境，这次西夏大军忽然来犯，既是趁大宋新君继位国事忙乱想在边境捞一笔好处，也是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
西夏国君李元昊是个枭雄，在位十六年间西夏兵强马壮逞凶一时，可西夏是个落后的奴隶制国家，政治极不稳定，君臣父子自相残杀。李元昊死后李谅祚继位，西夏开始逐渐衰落。
西夏是个虎狼之国，对大宋怀有勃勃野心，李谅祚继位之后国力大不如前，也需要一场胜仗振作士气，就趁大宋国丧的机会提兵进犯，一鼓作气突破会州、西安州直犯顺德军，攻克静边寨，包围同家堡，左近的渭州、秦州、陇州、凤翔各府顿时暴露在西夏军的铁蹄之下。
好在当朝宰相韩琦有雄才大略，人在京城，眼睛始终盯着西北。西夏大军刚一出动，京城已经接到警报，韩琦分析了西夏国内的虚实以后，认定这场进犯只是虚张声势，就像夏天的雷雨，看着电闪雷鸣，其实转眼就过。只要渭州前线顶得住，西贼很快就会收兵而去，雨过天晴。
看透西夏军的虚实以后，韩琦请求皇帝派端明殿直学士王素出知渭州，调动兵马就地应战。又命凤翔太守陈希亮打开官仓为前敌提供粮草。
陈希亮带兵多年，临危不乱，立刻调动军马安排粮草，不过数日，已经把第一批军粮送到渭州前线。
此时王素也已赶到渭州。
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的儿子，向来以干练沉稳著称，早年做过渭州太守，对当地军情民情十分了解，一到渭州立刻整顿人马布置防务，严阵以待。地方军马此时已经稳住阵脚，见朝廷重臣到了前敌将领们也有了主心骨，加之粮草送达，军士足食，士气大振。而西夏军**，虽然占领了几座城池，自身损失也不小，力量已疲，又见大宋方面似有准备，觉得讨不到便宜，烧杀一阵就匆匆退兵了。
西贼虽退，然而沿边数百里也被兵祸夷为平地，各处军马齐集渭州、秦州，几十万大军的粮草都由凤翔府支出，顿时仓廪告急无粮可派。
眼看强虏刚退，边境尚不稳固，军粮又不凑手，远在京师的宰相韩琦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命令各府县在当地逢三丁抽一，组织义勇，以抗外侮。
所谓“义勇”，就是把地方上的农民召集起来，发给刀枪让他们协助防守寨堡，若敌军来犯，就和官军一起上阵杀敌。此时西贼刚退，局面危急，百姓们吓得魂飞魄散，倒也肯做这个义勇。可过了一两个月，眼看西夏军已退得无影无踪，那些召集回来的“义勇”们就呆不住了。
依照大宋王法，义勇不算朝廷官兵，这些人的衣食都要自己准备，朝廷不管。西夏进犯之时朝廷急着用兵，手里又没粮食，临时招募农民充当义勇还情有可原，但敌军已退，朝廷却不愿把招募起来的十四万“义勇”遣散，弄得这些农民有家不能回，有地不能种，还要让家里人给他们提供衣食，在这里白白给朝廷当兵服役，却又无贼可防，没仗可打，时间稍长，这些人哪还呆得住？个个都想逃跑。而宰相韩琦认为西北空虚，贼势难测，朝廷很需要这些“义勇”，为了控制住这些人，韩琦给秦凤路各府县下了敕令：凡所募义勇一律在手背刺字，以防逃走。地方上务必严查，有手背刺字的就是“逃犯”，一经查获立即治罪！
宰相的手敕一到，各地马上雷厉风行办起事来。那些招募来的农夫正在军营里发着牢骚，忽然被官军用刀枪逼迫着赶出营盘，押解到衙门里来逐一在手背上刺字，以防逃蹿。
朝廷招募义勇本是保家为国，哪知弄来弄去，这些保家为国的农夫竟成了罪犯，被强迫在手上刺字！这些人顿时明白，朝廷下令“刺勇”，是让这些不吃军饷、不穿军装的农民白白给国家当一辈子的“义勇”！这一下哪还有人愿意？哭的、骂的、与官军打闹的，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朝廷公然实施如此恶政，真是骇人听闻！苏轼立刻写了札子准备递送朝廷，请求停止“刺勇”，放百姓回家务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