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山求雨不成，陈太守倒没责任苏判官。却又派给他另一件差事：为皇帝建陵寝的木料已经从终南山运送到渭河边，立刻扎成木排放到黄河，运往汴京。
此时仁宗皇帝下葬的日期已定，就在治平元年十月，所以十月以前陵寝必须完工。也就是说派给凤翔府的建陵木料必须在八月以前全部送至汴京。稍有延误，罪过不小！苏轼不敢耽搁，立刻赶到工地，哪知到渭河边一看，苏判官整个傻了眼。
渭河断流了！
宋英宗治平元年是个大旱之年，渭河，这条黄河的大支流竟已旱得见了底！很多河段青草都长到半人高，连河底的淤泥都干涸了……
给仁宗皇帝建陵的数千棵大木料已经送到河边，渭河却“不见”了！京城里的官员才不管凤翔府的难处，只知道要建陵寝就用木料，没有木料就治下边官员的罪！凤翔府、周至县这些官员知道木料送不上去乌纱难保，立刻决定：既然渭河没水，就用人挑肩扛，抬也要把这几千棵木头抬到有水的地方去！民夫可以累死，工期绝不能误！
权力这东西天生就带着罪恶，官做得越大，罪过也就越大。
比如大宋仁宗皇帝赵祯，是位宽俭仁爱、贤明有德的君主，这样的好皇帝一千年难得出一个，大宋百姓没有不称赞仁宗皇帝“仁厚”的。可仁宗死后修一个陵墓，立刻虐害百姓十多万，加上这些人的亲戚眷属，只这一下就有几十万人对这位皇帝破口大骂！若仁宗泉下有知，听到几十万人齐声痛骂，他大概不再想要什么陵寝，愿意像个普通人一样草草埋葬，只求不要遭子民们的唾弃。
可惜仁宗死后无知，奉旨督造山陵的宰相韩琦也听不到百姓的哀哭，只知道仁宗皇帝十月就要下葬，陵墓必须按期修好。于是官员们不顾地方大旱，渭水已涸，硬逼着百姓用人力扛挽木料向黄河运送。这些三四个人合抱的大木材每棵重逾千斤，几百民夫肩扛大绳拉着木料在烂泥里一步一滑，其艰苦实非言语可以形容。凤翔府、周至县的官差都知道这次接的是皇纲，误了事吃罪不起，不问百姓疾苦，只管狠下心来提着皮鞭沿路抽打喝骂，催逼民夫。可人少料重，实在办不成事，为了完成皇命，地方官也顾不得什么条例规矩了，立刻派衙役人等四处抓夫，扔给一根杠子一条大绳，立刻变成抬杠拉纤应付“皇纲”的苦役，被逼做这牛马一样的苦差，每天都有成百人累倒在工地上，见有人倒下，官兵差役上来就是一顿打，那些挨了打还能爬起来的就继续做工，实在爬不起来的拖到一旁，差人立刻又到附近村里抓人派役，顶替这些倒下的人。
做官的人有时候真如禽兽一般，明知道昧良心的事还要去办。
现在凤翔百姓忍饥挨饿受这大苦，官兵差役棍棒交加，驱之如同牛马，苏轼看得心如刀割，偏偏统领这些衙役们打人逼差的正是他苏判官！那些挨饿挨打的百姓就在脚下哭泣，他连句安慰的话也不敢说；那些怒火中烧的百姓们拿眼睛恶狠狠地瞪着他，背后大声小声咒骂他，苏轼连头也不敢回，心里惭愧欲死。为了应付皇纲，只能昧起良知狠下心肠像个禽兽一样喝斥百姓，逼这些可怜人拿一条贱命给死去的皇帝效劳。
一天差事应付下来，苏轼的心真比拉纤的人还累，回到宿处无心洗漱，躺在铺上两眼望天怎么也睡不着，忽然爬起身来，执笔挥毫写下一首小诗：
“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诉？民劳吏宜羞。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
写罢自己又看了两遍，独对孤灯，潸然泪下。
就这样白天在工地上耀武扬威装禽兽扮畜生，晚上一个人喝闷酒，叹气，偷着掉眼泪，死扛活扛，总算把运木头的苦差事应付过去，苏判官整个人也快散架了，拖着两条腿回到家，往**一倒立刻病了一场，躺了六七天才起得来床。
到这时苏学士才注意到，隔壁太守府里不知什么时候筑起了一座土台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