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治理国家的四十年间，大宋实在是富裕了，然而仁政之下弊端也多。鉴于汉代宰相夺取皇权以及唐代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皇权尽被节度使分夺的可怕教训，宋朝皇帝向来不信大臣。为了分相权，分军权，分财权，先后设置中书门下平章事，设立参知政事，对宰相掣肘；为了分兵权，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个衙门，仍觉不足，又设一个枢密院，以文官出身的枢密使分掌军权；为分财权，命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共掌财政，地方上也设置通判等职位，分地方官的实权。如此一来，大宋朝的官制变得非常混乱，上自朝廷下到府县，每一处至少有三套班子，官员职司不明，权力重叠，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庸官冗员多不胜数，上上下下到处扯皮，有能力的人费尽心思办不成事，没本事的人躺在官位上混吃等死，官场效率之低几乎形同虚设。
大宋朝有一百多万军队，这一百多万兵马竟将大宋朝的赋税吃掉了十分之七！可惜兵多而不精，将领因受文官牵制而失去进取之心，每天只是在混日子，加上一直以来实行的“更戍法”，每年命禁军到地方上去戍守，三年一换，弄得大军连年奔波，以至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进一步削弱了战斗力，与辽国、西夏交战屡屡败北，每一战败又不得不增招兵马，多筑城垣，结果是越守越弱，越弱越守，情况越来越糟，只能用岁币向辽国、西夏买一个和平，大量银钱财物无端流入敌手，辽、夏日强，边患日重，而朝廷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所需银钱不得不从百姓身上榨取，闹得民间怨声如沸。
为了应对危局，仁宗皇帝听取范仲淹、富弼、韩琦之言，于庆历三年进行改革，称“庆历新政”，然而新政实施才一年，朝廷内外谣言蜂起，对范仲淹等人争相诬告，仁宗也对几个大臣生了疑心，结果庆历新政实施才一年，草草收场。
庆历新政未能奏效，仁宗皇帝并不甘心，事后反思，是身边一群勋戚重臣因为新政触及了他们的利益就从旁掣肘，诬陷能臣，仁宗皇帝耳软心活，竟被谣言说动了心，以至新政全废，好不可惜。
眼前这份考卷上有“圣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的话，表面似乎是说“治民”，仔细品味，其实是劝仁宗皇帝对掣肘之臣不妨严厉些，手腕不妨硬朗些。
看到这儿，仁宗心里已有所感，忙翻出考生名字看了一眼，写的是“眉山苏轼”。不但文辞清健，一笔书法也俊逸挺拔，就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接着往下看，只见策论结尾写道：“圣人悯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后三日而申之，不从而后诛，盖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测其端，以至详之法晓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测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议也。上令而下不议，下从而上不诛，顺之至也。”
“上令而下不议”是说皇帝的旨意能尽快贯彻执行，臣子不敢稍有掣肘；“下从而上不诛”是说皇帝待臣子如同股肱，不因政见不和而迫害大臣。仁宗皇帝治国四十年，想要的就是这么一个政令畅通、君臣和乐的状态！至于“天下不测其端，而明知其所避”一句，说的仍然是一个“铁腕”。
仁宗皇帝以仁政治国，却引来众口哓哓群犬吠日，明知是好事也办不成。若以铁腕治国，严明法令，臣子不敢“测其端”，皆能“明所避”，如此一来真能做到“上令下不议，下从上不诛”吗？真能出现一个“顺之至也”的局面吗？
仁宗把这篇策论又从头看了两遍，掷了笔，望着殿前的灯火发起愣来。
这时曹皇后已经进了庆寿殿，见皇帝坐在灯下发愣，以为他累了，就把御案上还没看完的试卷归拢起来推到一旁，柔声劝道：“三更已尽，官家也该歇了。”仁宗略点点头，却没回话。曹皇后见案上还摆着一份试卷，随手拿起来看。赵祯正想听听皇后的意见，待她看了几段才问：“你觉得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