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走后，苏轼的日子比以前更难过了。
儋耳这地方穷苦偏荒，什么都没有，更要命的是苏夫子手里没钱，每天只能用薯芋野菜充饥。黎子云、姜唐佐知道苏家困难，时常送些东西来接济，苏轼知道这些人也不富裕，不好意思要他们的东西，把家当翻了一遍，找出一套早年在京师得来的官窑酒具，估摸着能卖些钱，就托一个做买卖的朋友王介石把这套酒具带到雷州去卖。
眼看父亲混到连几个杯盏都拿去变卖，苏过心里不好受，瞒着父亲留下了一只荷叶杯，等王介石走了才捧出来，说是留给父亲喝酒用。可惜苏家无米，已经酿不得酒了。
十几天后，王介石从海上回来，拿了二十贯钱给苏轼，同时给他带来一位想不到的朋友，江阴举人葛延之。
这位葛延之以前和苏轼素不相识，平时读过不少苏诗苏文，对苏夫子十分仰慕。后来听说苏夫子被贬海南，葛延之心生义愤，就带了几个盘缠，不远千里拜访苏夫子。
见葛延之千里而来苏轼非常高兴，正好手里有钱，就去捉了只鸡，买几片猪肚，做了个海南名菜“猪肚鸡汤”给葛延之享用。席间说起儋耳，苏轼开玩笑道：“这地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自己想了想，摇头苦笑，“总而言之，一切皆无！好在也没有瘴气。”
东坡居士半生受苦，贬谪四方，却从没遇上过“瘴气”，因为瘴气其实是三种毒：天毒，地毒，心毒。苏轼是蜀人，对潮热天气颇能适应， “天毒”奈何他不得；虽然遭贬，早前有朝云在身边管得紧，养成了习惯，不喝生水，“地毒”无从侵入；至于“心毒”，东坡居士心最宽，像个五六岁的孩子，不知忧愁为何物，一张破纸一块石子儿都能玩出花样来，当然不会中这“心毒”。
葛延之笑着点头：“我从颍滨先生处来，有学问上的事向夫子请教。”
“颍滨先生”说的是被贬到雷州的苏辙。
忽然听到弟弟的消息，苏轼忙问：“我兄弟现在怎样？”
葛延之答道：“先生身体健壮，能吃能走，每天著书写诗，日子过得不错。只是听夫人说，先生比以前瘦了十几斤，大约是天气太热的缘故。”
苏辙瘦了十几斤，一小半是在雷州受罪，一大半是被董必气得。但这事葛延之瞒过没说。听说弟弟一切安好，苏轼也放了心。
葛延之又说：“这次我在雷州还见到了高邮秦太虚先生，也向夫子问好。”
听说秦少游也被贬到雷州，苏轼暗吃一惊：“少游是恬淡的人，为何也遭此大劫？”又问葛延之，“少游在雷州过得可好？”
葛延之犹豫半晌，勉强答道：“还好……至少衣食不愁。”
其实秦少游在雷州过得很不好。
秦少游不是个政客，也没做过像样的官。只因为他有才华，和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就遭到权臣的迫害，无缘无故贬到雷州来受罪。
秦少游的脾气和苏夫子不一样，极单纯，极脆弱，经不起摧折，自到雷州以后，秦少游万念俱灰，每天混在歌栏舞馆，写几支词给歌伎们拿去唱，换一顿酒，烂醉之后随处倒下就睡，日子过得仿佛真宗年间的“白衣卿相”柳三变。只是比柳永更穷苦，更落魄，更颓废。
颓废至此，一无可取了。
秦少游的事葛延之不好对苏轼细说，就换个话题：“想来儋州拜见夫子的人很多，并不止我一个。我在雷州听颖滨先生说，有一位老先生也将渡海而来，数日即至。”
苏轼忙问：“是谁要来？”
关于这个即将渡海而来的人，苏辙对葛延之提过，可惜此公已经忘了，只从怀里掏出两封信：“颖滨先生有信让我带过海来，这些事大概写在信里了。另外有一位郑嘉会大人，不知从何处听说学生要过海到儋州来，也让人送了封信给先生，说儋耳偏僻，怕先生寂寞，他那里有一些书，打算装上海船运到儋耳。”说到这里又想起来，“我从江阴起程来海南的时候，有一位参寥和尚让我带口信给夫子，说他已经准备了盘缠，一年内就来海南和夫子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