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恐怖蝗灾真正的发生地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四处，其中一支飞入了两浙。杭州府在两浙路中部，相对而言遭灾尚轻。苏轼到新城后立刻到地头查看，只见田里青苗半数扫**一空，急忙找县令、孔目商量对策，组织人手扑打蝗虫，随后马不停蹄又到于潜、临安两县查看，前后奔波一个月，杭州府内这场蝗灾总算熬过去了，因为蝗虫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扑打又及时，损失还算有限。
从外头回来，苏轼才歇了一天，朝廷文书已到杭州：杭州通判三年任期已满，命苏轼回京等待任命。
在杭州三年是苏轼一辈子最快活的时光，现在忽然要走，心里真舍不得。尤其天竺山上法善寺、钱塘门旁宝严院那几位和尚朋友更让苏轼不舍，就趁着闲暇逐一拜望，哪知竟得一个噩耗：海月大和尚不久前于天竺寺中坐化圆寂了。
海月和尚生病的时候曾叫小沙弥来找过苏轼，请他到山上见一面，似乎有话要对他说，偏巧苏轼到各县督导灭蝗不在杭州，竟不能与海月大师见最后一面。到天竺寺的时候大师已经下葬，大哭一场。
苏轼离开杭州之前，知府杨绘在有美堂设宴为他送行。除了府中官吏，当年与苏轼有些交情的胡楚、龙靓也来了。这些人都舍不得苏学士，胡楚端着杯向苏轼敬酒，带着哭腔儿问他：“大人这次去了，以后还会再来杭州吗？”
能否再来杭州？苏轼真的不知道，但他心里是愿意再回杭州的。哪怕不是回来做官，只在这里买田隐居也好。于是写一阕词送给胡楚，也算是给在杭州的所有朋友留一个纪念：
“一年三度过苏台，清樽长是开。佳人相问若相猜：这回来不来？
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
离开杭州，苏轼回到京师汴梁，借住在东门外范镇家里，等着朝廷对他的任命。
此时已到了宋神宗熙宁七年，变法进入第六个年头，朝廷中暗流汹涌，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
自从被小太监在宫门前“拉下马”，“拗相公”的威信遭到极大的打击，所有人都在猜测：这只“落架的凤凰”还能在相位上坐多久？一旦王安石被罢，“新法”还能执行下去吗？
然而神宗皇帝心计太深，他到底要怎样摆布王安石，如何安排未来的朝局，大臣们实在猜不透。苏轼本来也不是个会猜心的人物，现在更是无心于此，因为苏学士眼下正忙着给儿子筹备婚事。
苏轼的长子苏迈已经成年，早先苏学士为儿子说定了一门亲事，娶的是刑部衙门下属的比部郎中王宜甫之女。王宜甫颇有学问，为人恬退不求仕途，是个清高之人，但王家毕竟是名门望族，与苏家小门小户的出身大不相同。苏学士不是势利之人，可既然攀了这样的亲家，儿子的婚事也不能办得太寒酸，就与夫人合计想凑几百贯钱，哪知一问一答，两人全傻了眼。
原来苏学士家里那位小娇妻处处皆好，只有一个瑕疵：不会管家。
二十七娘不但是王介家里最小的女儿，甚而是同辈中最小的孩子，从她名字中这个“二十七”的大排行就看得出。虽然她聪明灵巧，进得厨房出得厅堂，女红、刺绣、厨艺都是一流的，却从小没使过钱，没管过家，不懂得积聚之道，眼看要办大事，这才临时抱佛脚，大概算了算，家里全部积蓄仅有三十多贯！
其实二十七娘嫁过来的时候苏学士已经是个六品官员，俸禄不算少，家里人口简单，花用有限，完全可以攒钱。可苏轼是个老实人，当官十几年从没捞过一星儿“油水”。二十七娘又不知道攒钱的要紧，吃穿用度都从宽里花钱，心里没个算计。现在要用钱了，才发现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二十七娘如梦初醒，十分自责。可没主意的人急起来仍然没主意，只能哭了几声儿。苏轼把太太宠惯了，不忍心责备她，在夫人面前只说京城的朋友极多，告借不难，等真到了汴梁却又发起愁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