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侠说得本是客气话，可这个人太直率，当面说王安石“被小人害了”，好像王安石在任上亲小人远贤臣有多么糊涂。王安国当然要为兄长辩解，就说：“你哪里懂得，我家兄长早知道变法的艰难，可他认为贤臣要敢于担当责任，为了变法，愿意把天下怨恨都背在自己身上！”
王安国把兄长说得大义凛然，郑侠也不太高兴，就说：“宰相若真把事办好了，天下又何来怨恨？”
至此，郑侠和王安国话不投机，各自走开了。
由此张璪认定：既然两人有交谈，王安国当然认识郑侠！
很快，张璪又找到一个证据，证明冯京与郑侠“似曾相识”：有一天，冯京的学生吴无至和集贤校理丁讽在街上相遇，丁讽对吴无至说：“你知道吗？冯大人对郑侠这个人很佩服……”云云。
——捕风捉影，颠倒黑白！御史台设置一百年，没见过御史们这样审案子的。
前头有那本从郑侠身上搜出来的《名臣谏疏》，后有冯京、王安国认识郑侠的“证据”，神宗皇帝的猜疑顿时都成真了，一怒之下立刻下旨：郑侠由编管汀州改为发配广南东路英州府烟瘴之地！冯京外放为亳州知府；王安国罢归田里。
郑侠一案，参知政事吕惠卿大获全胜！不但狠狠收拾了那个在皇帝面前给他捣蛋的郑侠，又逐走了在朝廷中最大的政敌——与吕惠卿同为参知政事的冯京，顺便把一直跟吕惠卿作对的王安国打倒在地。更厉害的是，原属“三司系”的御史中丞邓绾和御史知杂事张璪都心甘情愿做了吕惠卿的马前卒。
朝廷大权无非政、军、财、谏。在这四权之中，前三个权柄紧握在皇帝手里，宰相主不了政，枢密管不了兵，三司使也只是个算账的“伙计”。只有台谏之权，皇帝仅掌握了一半。御史中丞、知谏院、御史知杂事这三个重要官位由谁的亲信充任，谁就掌握了台谏的实权。如今御史中丞邓绾、御史知杂事张璪都成了吕惠卿的亲信。参知政事吕惠卿在朝廷的势力远远压过给王安石做了多年副手的宰相韩绛。
至此，吕惠卿上得皇帝支持，下有台谏相助，已经取代王安石成了大宋朝第一权臣。眼看吕惠卿得势，三司使章惇、御史蔡确急忙往这边靠拢，至于李定、舒亶等人更是趋之若鹜，其余虾兵蟹将更像蜂儿见了蜜糖一样，在吕惠卿身边嗡嗡地乱飞，赶都赶不走。
然而古人说过一句话，叫做：“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就在吕惠卿大权独揽、春风得意的时候，却没注意到，神宗皇帝对他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
原来精明的神宗皇帝已经意识到，王安石隐退才几个月功夫，吕惠卿竟在朝廷里结了党！
神宗罢去王安石，是让王安石替他承担民怨。换言之，神宗知道变法的“立法”阶段已过，下面该是推行了。推行新法比创立新法更难，要谨慎，要服众。可眼下的两个宰相，韩绛无能，只好做个摆设；吕惠卿办事的能力不如王安石，结党倾陷的本事远远超过王介甫。
小人！
在神宗身上有一对矛盾，一方面他迷恋权术，总想把臣子摆布于股掌之间。另一方面神宗皇帝又胸怀大志，一心想要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结果神宗治国的手段也很有趣，一边制造党争阴夺权柄，同时又钦佩君子，厌恶小人，总想把那些能臣贤臣请回朝廷，认认真真把国家治理好。
现在神宗皇帝已经看清了，两位主政大臣一个老实无能，一个残暴奸险，都非可用之人，若重新起用司马光、苏轼等人，时机又未到……左右为难之际，神宗做出了一个折衷的决定：调吕公著回京担任翰林学士承旨。
翰林学士是起草诏命、参与机要的要紧职位，加“承旨”二字，就是翰林学士中的长官。
神宗皇帝调回吕公著，一来因为早年错贬此公，心里过意不去；二来对吕公著信任颇深，也想重新起用；三来冯京倒台后朝廷上“三司系”独大，旧臣没了地位，吕公著回来可以给旧臣们撑撑门面，对吕惠卿形成制约。
就在神宗皇帝对着面前的“棋盘”反复斟酌，尽力打破僵局的时候，朝廷里又发生一件惊天大案，宗室之中竟有人意图谋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