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的书画成名已久，一张墨竹精品所售不止十贯，苏子瞻当然知道，却不知文同为何说起这话，也笑道：“这么说以后我想求与可的画作也要拿钱来买了？”
文同笑着摆手儿：“你想要画，只管拿诗来换，一首诗换一张竹子，我也不吃亏。”打了个趣儿又说，“早先我真不知道自己的画值钱，可我这个人脾气执拗，是我的朋友来讨字画，我立刻就给他画，要是那些唯利是图的俗人，就是把银两摆在案上，我也不肯给他一纸半墨。一年前曾有个盐商捧着几贯钱到我那里去买画，我当然不给，此人倒有耐心，过些日子又来拜访，这次不敢给钱，也不提要画的事，只送给我一些上好的白绢，我看人家真诚就收了，此人就常来常往，每次来都带些绢呀纸呀给我试用，全是上好货色。我这个人没什么心机，就拿人家当了好朋友，前后送给他的大小尺牍有几十幅，心里还觉得欠他的情儿，打算认认真真画一幅大画送他，别人却告诉我：‘他送你东西就是要骗你的画，不可上当！’我还不信。人家就说：‘你也不要得罪他，也不要给他画，时间长了看他怎样。’我就依计而行，整整一年不给他画画。后来这人忍不住了，就问我：‘先生最近一年怎么不作画了？’我这才看透他的心思。可毕竟交往久了，不好驳他的面子，就说：‘我早先官小家贫，日子过得穷苦，心里不痛快就画几张竹子，画完就痛快了。所以画画于我其实是治病的药。这一年我升了官，日子也好过了，人一痛快‘心病’全好了，没‘病’当然不吃‘药’，所以我就不画画儿了。’”
文同说的是件真事儿，苏轼听了止不住笑。半天才明白：“与可是劝我给人家留面子，不可闹翻？”
文同点点头：“人家向我讨画，是因为喜欢地才来讨，虽然用些手段，未必就是坏心。画是我的，想给就没给，不想给就不给，都不算大事。最怕的是一味用自己的好恶评判别人，一言不合就横眉立目斥责人家，把事情闹僵了反而无趣。”
文同这个故事讲得明白，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毕竟是位正人君子，甘冒风险为国变法，也不容易，推行的法条虽然不尽如人意，初衷也都是好的。苏轼与王安石相争是因为公事，私下里没必要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文同的话苏轼肯听，但这个直肠子的苏子瞻也绝非一劝即服。半天又说：“一张画是小事，变法是国家大事，在这上头怎能不争？”
文同叹了口气：“变法的事最难，一旦发动，千头万绪，其中有人得利，有人受害，都是难免。可国家走到今天，已经不能不变法，也不得不变法，朝廷里有本事主持变法大局的除了王安石还有谁？从仁宗朝到今天，臣子百姓盼变法也盼了二十年，现在变法刚开个头儿，遇上些麻烦，大家就一窝蜂反对起来，难道要让这轮变法像仁宗年间的‘庆历新政’一样闹个无疾而终吗？”
文同说得是朝廷上关于时局的另一种看法。
大宋王朝需要变法，这是天下人的共识；王安石是主持变法的最佳人选，这是朝廷大臣的共识。虽然变法至今出了些问题，可天下人对变法仍然有期望，朝臣对王安石的人品也还是信任的。结果大臣们悄悄分成两派，一派比较急，不停地和王安石争执，另一派比较缓，认为变法刚开始，对错不忙评论，看看再说。
苏子瞻天生的急性子，属于“急争”一派，文同恬静些，是“怀柔”的路数。现在文同用自己的见解来劝苏学士，苏轼沉吟良久才说：“与可是让我忍？”
“不是忍，是不要急，变法路长，看看再说吧。”
文同这些话说得对。
听了文同的劝告，苏学士果然收敛了不少，每遇大事就告诫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言不如少一言，面对王安石恭敬客气，心里也当他是一位长官，见了吕惠卿、曾布等人也是多笑少说，尽量不得罪人。
苏学士太幼稚了，他自己可以不记仇，可那些掌握大权的人岂容旁人羞辱？对权臣而言，为了巩固权威必须杀鸡儆猴。于是熙宁三年初，一道诏命下来，把刘攽贬为泰州通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