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王安石又想起一个主意，立刻来和延和殿上弓着腰毕恭毕敬对皇帝奏道：“臣昨天上了个札子，请陛下允许经筵侍讲官在讲习经典时与陛下对面而坐。臣以为我朝文治天下，尊崇儒学，侍讲官讲论的都是学术，与平时的奏对不同，若讲官肃立，陛下高坐，似乎于学术不够敬重。孔子有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圣上若能与侍讲大臣对坐听讲，百姓知道了必然效仿，大有益于天下德行。”
王安石所奏的是个朝堂上的礼数。
古人说过：“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大宋实行“君臣共治”，皇帝和臣子亦臣亦友，相处还算融洽。然而在宋朝以前，臣子向皇帝奏事的时候可以得个座位，宋朝刚建立的时候君臣也是对坐而谈。但宋太祖赵匡胤一心想贬宰相之权，与宰相范质交谈时故意说看不清奏章上的文字，范质上前指点，内侍趁机搬走了范质的座位，从此大臣在皇帝面前不配有座位，只能站着答话了。
从君臣之间对坐议政；到皇帝坐着下诏，大臣肃立恭听；再到皇帝高坐龙椅，臣子跪着回话；最后发展到臣子穿上“马蹄袖儿”装成马、扮成狗，趴在皇帝脚下自称“奴才”，而且以此为荣……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政治上的退化和从政者人格上的蜕变实在令人惊讶。
可不管怎么说，大宋朝的臣子在皇帝面前还能站着——也就是说仍然有尊严。王安石请求神宗皇帝赐给讲官一个座位，倒不是与皇帝争权的意思，而是希望皇帝作出一副亲近臣子、尊崇学术的样子给天下人看，借机缓解一下因为推行新法、贬逐重臣造成的紧张局面。同时，这也是王安石内心一个固执而真切的念头：辅佐圣天子，成尧舜气象。
早在王安石辅佐神宗皇帝变法的第一天就下定决心，要超越汉唐直追尧舜，建立一个千年未有的太平盛世。在王安石的想象中，“尧舜时代”就算达不到“帝者与师处”的程度，至少也是个“王者与友处”的境界，如今的朝臣在皇帝面前早不配谈师友二字，勉强能够算得上“霸者与臣处”吧，这和王安石的想法差距太大了。若能从侍讲官与皇帝对坐讲学做起，将来有一天，宰相在皇帝面前谈话时能得一个座位，“君臣共治”四个字真正做到实处，那么尧舜之世也就可以期待了。
王安石外表执拗，内心天真，认定神宗皇帝是位千年一遇的圣明天子，在这样的天子面前为侍讲官讨一个座位应该不难。可他就没想过，一边帮皇帝打击台谏，夺取权柄，巩固独裁；一边又建议讲官与皇帝对座，想要抬高“学术”在朝廷中的地位，强化“君臣共治”的治国理念，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王安石这个天真可笑的建议神宗毫无兴趣，淡淡地说：“卿所言也有理，但君臣之间尊卑有别，侍讲官虽然和天子讲论学术，可他的官职前头有一个‘侍’字，这意思很明白，乃是朕的侍从之臣，既是侍臣，岂能有座位？”
王安石忙说：“臣以为侍讲官讲论的是学术，陛下听的也是学术，所以陛下要敬的是‘学术’而不是‘讲官’，这座位其实是赐给圣学的……”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神宗已经连连摆手：“卿觉得国事要紧还是学术要紧？”也不等王安石回答，已经自说自话，“朕看国事比学术要紧！眼下朝廷变法大业比什么都重要，朕凡事都仰仗宰相，可见宰相之位比侍讲更重吧？若侍讲官在朕面前有了座位，是不是宰相议事的时候也该有个座位？”
神宗说出这话，好像王安石为侍讲官请求座位是给他自己“谋私”。王安石吓出一身汗来，再也不敢争论，急忙奏道：“陛下言之有理，是臣把事情想简单了。”
王安石说得没错，在皇帝面前为臣子讨座位，本就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好在神宗皇帝为人极其厚道，没有多说什么。王安石也不敢再多嘴了。
见王安石不吱声了，神宗皇帝缓缓说道：“朕听说《市易法》推出以后外头多有怨言，卿对此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