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欧阳修的及门弟子，与吕惠卿、苏轼、苏辙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且与二苏一起被认为是同科中最有才华的三位。熙宁二年曾巩因为反对新法被王安石贬到越州做通判去了。但曾巩、曾布两兄弟政见截然不同，曾布一心追随王安石变法，是“三司”的重要骨干。
王安石人格高尚，公正无私，从不徇私情搞株连，当年为了变法与老朋友韩维闹翻，韩维的哥哥韩绛照样在三司条例司主事，既未被牵扯，也不因此怨恨王安石。同样，曾巩被贬后曾布照样兢兢业业推行新法，对王安石毫无怨言。现在吕惠卿提起此事，王安石两手一摊：“我做事一向论公不论私，曾布也是正人君子，吉甫别把事情想歪了。”
吕惠卿忙说：“不是我把曾子宣想歪了。大人想想，曾布是新法的制订者之一，就算天下人都跳出来反对新法，他曾子宣也不能反对！可第一个上札子反对《市易法》的偏就是他，这是巧合吗？我看曾布背后必有人主使，这个主使者也不一定就是曾巩，或者还有别人……”
吕惠卿言之凿凿，王安石也有点疑惑：“你说是谁？”
吕惠卿凑到王安石耳边压低了声音：“大人还记得当年上奏请求停止《青苗法》的陈襄吗？另有一个知审官院孙觉，大人也还记得吧？”
熙宁二年王安石刚刚推出《青苗法》，时任御史知杂事陈襄极为不满，一连上了五道札子请求停止推行《青苗法》，因此被贬为陈州知府。至于孙觉，为了反对《青苗法》竟当着神宗皇帝的面说韩琦要“清君侧”！随即被贬。这些人王安石当然记得：“难道陈襄、孙觉是幕后主使？”
吕惠卿摇摇头：“看来大人真不知道，陈襄眼下任杭州知府，孙觉任湖州知府，相隔不过一百里，两人过从甚密，书信不绝。加上杭州府又有个判官苏轼，数月之内几次来往杭州、湖州，串通不止，似有密谋。”抬头看了一眼，见王安石脸上有了些惊疑之色，这才又说，“这些反对新法的‘老家伙’虽然被皇上贬了，可他们的心没死，表面看着水波不兴，其实私下底早就勾搭一气了。大人光明磊落，不防这些小人，将来只怕要遭算计！”
陈襄、孙觉、苏轼，这三个人出身不同，资历不同，对朝政的看法也不同。至于说三人凑在一处，也是苏轼先被皇帝放到杭州做通判，陈襄后来才到，孙觉到湖州又是另一回事。哪知吕惠卿三言两语竟然凭空造出一个“三人帮”来！对吕惠卿这种职业政客来说，对政敌的警惕、对党争的敏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近乎神经质的过激反应，大概是他们天生的本事。
可王安石并不是“政客”——他这种人应该叫“实干家”，所以在这种事上王介甫的反应特别迟钝，皱着眉头想了半天，到底说了句：“不会吧，孙觉、陈襄都是君子……”
吕惠卿只是把一个风儿吹到王安石耳朵里，就算王安石不信，听了这些话心里总有这个印象，吕惠卿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即换个话题：“去年圣上派沈括为两浙路察访使到两浙安抚百姓，现在沈括已经回来，有些消息要报知大人。”
王安石满脑子都是曾布弹劾“市易务”的事，对沈括到两浙察访治水并未留意，只问：“当地民情已经安抚了？”
吕惠卿正和王安石说杭州、湖州出了“三人帮”的事，提起沈括也与这事有关。哪知王安石心不在焉，只问当地民情，吕惠卿只得把“要紧”的话放下，答了一句：“当地已经没事了。”
王安石又嘱咐：“农田水利是大事，要多留心。”话题一转，“《市易法》刚推出，正是敏感的时候，你与曾布共同查问‘市易务’的事，要尽心。”
吕惠卿站起身来高声道：“大人放心，有下官在，这次一定扳倒曾子宣！”
王安石忙说：“我倒不是这个意思……”话说了一半，却说不下去了。
吕惠卿参与调查“市易务”是王安石在皇帝面前争取回来的。派吕惠卿出马不就是为了扳倒曾布吗？现在吕惠卿直话直说，王安石却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王介甫在这件事上究竟是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