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至诚君子，他说的也都是心里话。可惜王安石又犯了错：他以为“圣天子”和“百姓”是一回事，为皇帝卖命就是为百姓卖命，哪知道“皇帝”和“百姓”其实是两码事，王安石只有一条命，不可能同时卖给两家儿。
——其实后人看得明白，王安石这条命只卖给“皇帝”一个人了，“天下百姓”从他这儿并没得到多少好处。
父亲把一条命卖给何人？王雱并没多想。见父亲没完全听懂自己的话，只得又说：“父亲既然把命卖给了皇帝，就该明白圣上的心思。既然圣上命曾布去查‘市易务’，父亲奉旨就是了，何苦再推荐吕惠卿？反正父亲也不打算做二十年宰相。”
王雱这话说得有些露骨，王安石这才听明白了：“你是说陛下命曾布去查‘市易务’是要……”
今天的王雱胆子格外大，话也说得格外直：“这四年来陛下对变法一事从来全力支持，为此不惜逐走几十位大臣，今天却因为一个札子就要查问‘市易务’，我觉得陛下似乎已有了‘停止订立新法’的打算，下面就是把前几年制订的新法稳步推行下去。既然如此，咱们干脆依着陛下，就让曾布去查‘市易务’，要是查出吕嘉问等人有过失，任凭陛下处置。倘若陛下停了《市易法》，父亲就可趁机请求外放，把政事交给韩绛、曾布二人。父亲这几年也辛苦了，该歇歇了。”
王雱这些话是一剂良药，若王安石肯照方子服药，下场必然不同。
可惜王安石是个“拗相公”，这剂苦口良药他吞不下去，心里已经恼火起来。总算念在儿子一片孝心，没发脾气，皱着眉头把手一摆，王雱赶紧缩着头走开了。
王安石一辈子都在这个“拗”字上头。若不是这么拗，变法四年的种种艰难困苦他根本撑不下来。可也因为他是这么拗，该转身时不肯转身，弄到最后，下场惨淡。
赶走了王雱，王安石在府里专候吕惠卿。片刻功夫，翰林学士吕惠卿已经到了。
吕惠卿字吉甫，宋仁宗嘉祐二年进士，和苏轼、张璪是同年，但他和苏轼没交情，跟张璪倒是熟得很。
吕惠卿颇有才学，办事干练，思维敏捷，文笔出众，是“三司系”拔尖儿的人物。凡新法推出都有吕惠卿从中出主意，就连递给皇帝的札子也多由吕惠卿执笔，写完交给王安石看过后定稿上奏。吕惠卿又有辩才，早年新法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反对，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力排众议，朝堂上辩论起来真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于是在“三司系”稳居第三把交椅，名望仅在王安石、韩绛之后。
自从得到王安石青睐，吕惠卿春风得意步步高升，如今已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和苏轼这帮运气不好的“同年”有天壤之别。吕惠卿知道自己的身家皆为王安石所赐，对这位宰相跟得极紧，处处替王安石打先锋，时人戏称王安石为“孔子”，称吕惠卿是“颜回”，以示两人之间的关系。
此时吕惠卿已经知道三司使曾布弹劾“市易务”、要拆王安石的台，义愤填膺，见了王安石张口就说：“自从新法推出以来，我等同舟共济，一心要把变法推行到底，哪知竟出了曾子宣这样的人！大人举荐他做三司使，此人倒来挑《市易法》的毛病，我看背后恐怕还有主使！大人绝不能容他，务必揪出幕后主谋才罢！”
吕惠卿对曾布如此愤恨，一半是因为曾布反对《市易法》，令出身于“三司系”的吕惠卿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另一半则因为曾布在“三司系”中的地位本来不及吕惠卿，只因此人有理财的本事，就被王安石举荐为三司使，职位上压过了吕惠卿这个翰林学士。虽然王安石重用曾布是量才使用，吕惠卿却不能不嫉妒。
吕惠卿这两件心思王安石只能猜到一件：“曾布弹劾‘市易务’或许是有他的想法，若说此人大奸大恶，我倒不信……”
不等王安石把话说完，吕惠卿已经叫了起来：“大人忘了曾布还有个兄长吗？”
吕惠卿这一问很有意思，原来曾布是原任集贤校理曾巩的弟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