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满朝大臣一样，冯京不满意王安石的作为，今天本来要给他下个绊子；可和天下人一样，冯京心里认定王安石是位正人君子，虽与“拗相公”政见不和，却从没想过把王安石往死里整。今天王安石一时失态闯了这么大的祸，冯京只要说一句话就能让王安石落马，却不忍心在背后捅刀子，最终一句话也没说。
神宗说这些话本想敲打王安石一下，哪知道“拗相公”不识抬举，一触即跳，竟当着皇帝的面责备太皇太后和皇后的亲戚，公然驳了皇帝的面子！神宗表面和善，其实绵里藏针，脸上没露出什么，心里已经恼了。
王安石也知道皇帝恼了。
回到家，王安石立刻写了一道札子，请辞宰相之职。哪知札子还没递进，吕惠卿却来拜见，告诉王安石：皇帝刚才招他觐见，称赞他札子写得好，当面表态：吕嘉问仍然掌管‘市易务’，曾布革去三司使，降为翰林学士。
神宗皇帝到底袒护吕嘉问，贬了三司使曾布，不仅给了王安石一个天大的面子，也是告诉王安石：皇帝仍然支持变法，变法大业也仍然要继续下去。
早在熙宁二年进京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王安石这条命就卖给皇帝了。只要皇帝不抛弃他，王安石就会把命卖到底。现在皇帝表了态，王安石也就不闹了，取过一根蜡烛，把请求辞职的札子烧了。
书房里烧奏折的余火未熄，忠心耿耿的“拗相公”已经跟着内侍进了宫。神宗皇帝早在御内东门小殿等他，和颜悦色地说：“朕年轻，办事难免优柔寡断，这些年若不是宰相辅佐，很多事办不好。”指着早已摆下的绣墩说，“宰相请坐。”
神宗皇帝只说了一句话，王安石满腔怨气化为乌有，只剩下对君王知遇的感激，再三道谢才在皇帝面前坐了。
这时神宗皇帝早已不再提《市易法》的事了：“两浙路访察使沈括回京，递上一道札子，说太湖沿岸堤防已经建成。朕看沈括这个人办事还算周到。”略沉了沉又说，“沈括的札子里有个夹单，弹劾杭州通判苏轼做诗讥讽朝政，据说这样的诗有数百首之多，光是沈括抄录的就有几十首，对此事宰相怎么看？”
想不到沈括这个小人在王安石面前献媚不成，竟把“文字狱”捅到皇帝面前去了！王安石知道这是大事，万一皇帝动了糊涂念头真的兴起“文字狱”来，大宋朝一向奉行的“仁君宽政”就会遭到彻底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王安石是变法能臣，治国宰相，更重要的是，王介甫是一位正人君子！也许他的行为、思路有不当之处，可王安石这颗心坦白干净，堂堂正正，绝不是个无耻奸邪之辈。立刻奏道：“臣以为大宋历代君主善待大臣，从谏如流，一向以直言极谏为美德，我朝政治如此清明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沈括只是个访察水利的官吏，却把心思用在邪术上，拿一个府判官随手写下的诗词文章做借口要兴大狱，无非是替自己博取功名利禄，臣以为沈括是个小人，陛下绝不能听信这种人的谗言！”
王安石有时候真是糊涂，一点也不能理解皇帝的心事。
神宗皇帝表面是个宽厚仁德的明君，暗中却迷恋权术。如今神宗皇帝大权独揽，政、军、财、谏一手掌握，只差一条：祖宗立下的“不杀士”的规矩还在！不能杀大臣，皇帝的大权就不完整；要想杀大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兴一场大狱。
对神宗而言“文字狱”很值得搞一搞。只不过王安石权柄极重，皇帝要兴“文字狱”需要他的支持，想不到此人过分正直，对“文字狱”竟反对得如此干脆！神宗皇帝不禁有些后悔，早知道不问宰相就好了。
可问都问了，王安石也表了态，神宗再往下说就没意思了，只得把这事先放在一边，换了个话头儿：“王韶攻取河湟六州功劳很大，可这一仗前后打了两年，耗费不少。现在地方官员弹劾王韶，说他在攻河湟时任意挪用军费，数额多至百万，这事卿怎么看？”
宋朝官制臃肿，有人浮于事的祸患，但朝廷对官员的选拔还是比较成功的，地方官中不乏心明眼亮有骨气的人物，凡大员在地方上做了违法之事，常常被人弹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