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苏轼居于东坡雪堂享尽清福的同时，神宗皇帝终于开始“抽车换子”，重新摆正朝局。
依着早前“一年看重、两年起用、三年执政”的计划，神宗先是一有机会就在人前吟咏苏学士的诗词，做出一副“爱才”的样子给身边的近臣们看，接着顺理成章地提出：苏轼是个人才，不可久废不用，命苏轼出任江州知府。
苏轼，是旧臣中的“首脑智慧”，这个人一旦被起用，后面就会跟上一大串儿。蔡确、王珪两位宰相多么精明，哪肯让步？就和皇帝扯开了皮，东拉西扯，拖延不办。这一拖，竟从元丰六年拖到了元丰七年春天，让苏轼做江州知府的诏命还没下达。
此时的神宗皇帝遇上一个棘手问题：前头执政的这些年过于重用“三司系”，把旧臣们贬得太狠。如今想改革朝政，才发现政事堂、御史台都被这些人紧紧把持着，皇帝诏命竟出不了禁城！神宗也知道，朝局是十几年旧病，绝非一天就能翻过来的。如今旧臣们都散在各州府，苏轼只是个“药引子”，在这道人事任命上拖延太久只会过早引起那帮小人的注意，以后阻力更大。于是悄悄发出一道御札：命苏轼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出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黄州，即今湖北黄冈；汝州，即今河南临汝，距离京师仅有一箭之地。神宗皇帝既不升苏轼的官，也不提任命苏轼为知府的事，只是把他从黄州移到了京城门口的汝州“安置”，此事无需与任何人商量。可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出，苏轼到了汝州，这是朝廷变化的先兆。
旧臣们散在各地，朝廷的事他们未必明白，如今苏轼一动，他们就看见了，知道朝局要变，自然会抱成团儿跟皇帝呼应，神宗回过头收拾蔡确、王珪，就有实力了。
此时的苏子瞻已经从他那些高明朋友处知道了“命运即将改变”的消息，本就望眼欲穿等着京城来的诏书。接了御札一看，顿时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感激涕零，就在雪堂门口跪着，冲千里之外的神宗皇帝叩了几个头，哭了一场，于元丰七年四月收拾行装，往京师门口的汝州府赶来。
一个人倒霉到了极点，忽然否极泰来，心情自然极好。苏学士如今虽未当官，却有了“扬眉吐气”的先兆，这一路呼朋唤友、游山玩水，单是一座庐山就玩了二十多天，留诗几十首，其中多有绝品。
这时正在暑天，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江上又潮，朝云带着干儿困在舟中，又热又累，昼夜不得休息，真是苦不堪言。可看着丈夫这么快活，朝云一句牢骚话也没说，任苏轼玩乐。终于走到当涂，苏学士上岸和已经隐退的老前辈张方平见了一面，吃酒的时候张方平问了苏轼一句话：“路过江宁的时候，想不想去拜访王介甫？”
王安石，正是此公因为政见不和一脚把苏学士踢出朝廷；如今安石罢相闲居，王苏轼正被起用，从人家门前经过，是否去看一眼？
自然是要去的。
几天后，苏家的船到了江宁码头。苏轼让朝云带着孩子在船上等他，自己上了岸向人打听王安石的住处。却见乱糟糟的人群中走出个穿黑袍的老头子，一直来到面前苏学士仍未认出此人，直到这人在他肩头拍了一下，笑着问：“是子瞻吗？”苏轼抬头细看，这才认出，原来王安石就在眼前。
熙宁九年王介甫第二次落马，滚回江宁隐居不出，至今已经九年了。九年功夫，当年那位刚强执拗、飞扬勇决的宰相大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糟老头子，头发蓬乱，衣服肮脏，面似枯灰，须发如雪，弯腰驼背，一条腿似乎有点毛病，走起路来一颠一颠，说话时中气都不足了，看着就像个一生落魄的老秀才，哪有一丝宰相的影子？
王安石，曾经的天下人心之所系、天下众望之所归、天下道德之彪炳、天下政事之奇才、天下第一“拗相公”！如今竟落得这般地步，与他当年所进行的“变法”一样，不是垮了，而是朽了。
——朽了，没有垮掉那么惨烈，却比垮掉更让人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