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谁？此人是“旧臣首脑智囊”，是司马光的莫逆之交，“旧臣党”这个家司马光能当一半，苏轼起码也能当四分之一。如果苏子瞻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伸出手来拉章惇一把，章惇当然愿意从此脱离“三司系”，踏踏实实跟着苏轼干，这没说的！
章惇不是幼稚的人，可章惇哪知道，他这位老朋友苏轼，是个最最幼稚的人。
“党争”是怎么一回事，里头是怎样的你死我活？苏轼根本不懂！在苏学士看来，人的好坏跟他在什么“党”无关，只跟这个人的品德有关。“三司”的蔡确、韩缜、李定、张璪、吕惠卿都是大坏蛋！只有章惇，是个大好人。
章惇是个大好人，司马光更是个大好人。既然大家都是好人，干脆“拉拉手，做朋友”，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多么幼稚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脑子里有这种幼稚念头的人根本就不配从政！
东坡居士只是一个诚恳善良、没心没肺的老好人儿，不是从政的材料。以他的本事最多只能做个特别特别好的知府。一旦进入朝廷，苏轼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醉酒的人一定说自己“没醉”，得了“幼稚病”的人也是这个脾气。
苏轼专门跑来劝说章惇不要跟司马光死磕，章惇却会错了意，以为苏轼想保留《免役法》，借机拉章子厚一把。结果两个人的话题就转到《免役法》上头去了。
苏轼本来就觉得《免役法》是个不错的法条，章惇又认真给他解释《免役法》执行时的诸多益处，苏子瞻更觉得此法应该保留！也不看看眼下的时机，立刻跑到政事堂来见司马光。
自从仁宗嘉祐六年制科大考为国家选出这个贤良，司马光一直把苏轼极为看重，早年举荐他担任御史，今天又把他送进“役局”商量重要国事，都是对苏轼的器重。现在苏轼忽然找到政事堂来，司马光忙放下手头的公务问苏轼：“子瞻有事吗？”
苏轼虽然鼓勇而来，也知道司马光这人难劝，犹豫了一下才说：“我想和大人商量‘役法’的事。”
“请说。”
见司马光和颜悦色，神情专注，苏轼这才说道：“大人这次进京以后，所作所为都是上应天心、下合民意，只有关于‘役法’这件事值得商榷。以前朝廷实行的是‘差役制’，百姓们任凭官府差遣，可是官府苦差极多，百姓因此耽误农时，又有奸滑恶吏趁机盘剥敲诈，害得百姓苦不堪言。自从朝廷颁行《免役法》，百姓们只要交一笔钱就可以免除差役，不受官府控制，也不被恶吏欺压。官府得了百姓的‘免役钱’可以自行雇人服衙前役，还有剩余上交国库，正是两全其美，何不把《免役法》保留下来呢？”
苏轼这些话让司马光感觉十分意外。
神宗皇帝在位十八年，借着“变法”之名争权力，夺台谏，直接引发了“党争”的恶果。现在司马光上台，第一要做的就是解决“党争”。而司马光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把“三司系”全部逐出朝廷，彻底结束“党争”。可“三司系”本是神宗皇帝一手建立的，其所作所为都和神宗皇帝挂着钩儿，如果把争权柄、夺台谏、“乌台诗案”谋杀大臣的事说出来，神宗皇帝颜面无存。所以这些问题司马光不敢问津，他唯一能找到的借口就是：“王安石变法”错了！“新法”必须废除！
——后世人为什么只知道有“王安石变法”，不知道有“熙丰变法”？为什么只争论“新法”是好是坏，却不知道神宗皇帝夺权、夺台谏的内幕？就是因为皇权太凶猛，关乎皇帝的话题太敏感，司马光拨乱反正的时候只能以“王安石变法有错”为借口，别的都不敢提。
后人的视听，因此而被混淆了。
现在苏轼忽然说《免役法》可行，请司马光保留这条新法，这话在司马光听来不可思议！因为“新法”不能全部废除，“三司系”就打不倒！“三司系”不倒，党争就不能结束，朝纲就不能振作！
——不能结束党争、重振朝纲，那司马光进京干什么来了？你苏轼进京又干什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