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翁诚本是个做正经买卖的绸缎商，后来认识了一个人，此人是杭州府衙的书办颜巽——也就是颜章、颜益的父亲。于是颜巽牵线让翁诚接了这个交纳贡缎的差事，颜章、颜益专门弄来劣等绸缎夹在贡缎里，由翁诚把这些货物递送上去。因为有颜巽做内应，这个买卖让翁诚着实赚了不少钱。可颜氏兄弟塞给翁诚的劣等绸缎越来越多，翁诚自己赚的钱越来越少，又知道此事有风险，就想收手。哪知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到这时他已经收不了手了。
后来颜巽因为借职务便利替不法商人偷逃税银，被上官查出，刺配牢城营。翁诚以为这人倒台，颜家就没有这么嚣张。哪知道颜家手眼通天，花了一笔钱把颜巽从牢城营里接了出来。不久颜巽又因为犯罪被刺配滁州，再一次被他那两个儿子暗中使钱从牢里弄了出来。
此时的颜家已经不限于父亲当官、儿子作恶，揩官府油水自肥了。颜章、颜益二人渐渐横行乡里，手下有一两百无赖，打架生事，欺压百姓。颜巽被从滁州牢城放出来后，也在后头给儿子出主意，父子三人成了地方上的一大恶霸。
到这时，原本做正经生意的翁诚变成了颜家使唤的奴仆，任颜氏兄弟摆布，再也难以脱身。他自己早料到没好下场，今天被官差拿住，通判大人在堂上问出颜章、颜益的名字，翁诚就知道罪行败露，此人早就想要脱身，立刻把跟颜家合伙欺诈官府的事和盘托出。
有了翁诚的供词，再审其他无赖，个个应手而破。到最后才审颜氏兄弟，这两人多方狡赖，然而有翁诚指认，街坊里受颜家恶霸欺负的百姓听说这两人被捉，也到官府来告状，到后来颜氏兄弟终于赖不过去，把一切招认出来。于是苏太守判这两人刺配牢城营。
颜章、颜益是地方上出名的恶霸，这两人遭了刺配之刑，一时间吓倒了不少坏人。从这天起，受纳场收到的绸缎都是上等品，那些缺尺短寸、以次充好的劣质绸缎全部销声匿迹了。
就在苏轼整治恶霸的时候，杭州附近旱灾已成。
这年夏天杭州炎热少雨，粮食减产已成定局，粮食商开始抬高米价。苏轼知道江南人最会做生意，投机心理重，米价一旦波动，再平抑就难了，就给京城递札子，请求把当年上贡的粮食截留六万石，用以充实官仓，平抑杭州米价。等明年丰收以后再把这六万石米还给国家。也不等朝廷发回文书，先从仓里拿出一批粮食，以平价投到市场上去了。
幸亏苏轼动手很快，杭州的粮价刚涨，立刻有一万多石官米以平价投入，顿时把米价打了下来。
不久，朝廷文书终于下达：允许杭州府截留贡米三万石用于赈灾，明年丰收以后归还朝廷。
苏轼请求的是截留贡米六万石，现在批给他的只有一半。可苏太守当了多年地方官，知道朝廷没那么好说话儿，能给杭州三万石米，比一粒米都没有强得多，也就不埋怨了。再一想，杭州是个大府，人口众多，加之粮商又惯会投机，这么点米未必压得住市场，明年粮价一旦哄抬起来，百姓就苦了。双手挠头苦思冥想，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立刻又上札子，请求朝廷赐给杭州府二百道度牒。
早年“乌台诗案”发作的时候，苏轼的好朋友参寥和尚因为和苏子瞻有诗文往还，遭到朝廷迫害。可这帮人拿一个和尚没办法，最后想了个狠毒的招术：夺了参寥的度牒，不准他再做和尚。直到元祐元年苏轼回京做了官，参寥和尚才把夺去的度牒拿了回来。
当时僧人的度牒都是朝廷统一发放的——不是平白发给，而是花钱去买，一张度牒可以换一百石米。现在杭州府平抑米价需要至少五万石大米，朝廷给了三万石，剩下两万石米的缺口可以用“度牒”去补，只要朝廷发给苏轼两百道空白度牒，任由杭州府把这些度牒拿去卖钱换米，两万石米就算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