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九年是个动**的年份，整个朝廷天翻地覆。先是吕惠卿、章惇被逐出朝廷，接着缺乏能力的宰相韩绛请求去职。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又遭二次罢相，以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出任江宁知府。其后不久，在王安石、吕惠卿这场恶斗中左右逢源的墙头草——御史中丞邓绾因为左右骑墙、往来陷害，被神宗看破嘴脸，罢去御史中丞，外放为虢州知府。
在这场恐怖的政治混战中，“三司系”大将吕惠卿、邓绾、章惇先后落马，王安石也彻底失势，早已四分五裂的“三司系”更加人才凋零不堪使用。为了填补朝廷的真空，神宗只得任命两位旧臣王珪、吴充为宰相，早前被吕惠卿陷害的冯京回朝廷担任枢密使。同时提拔出身“三司系”的蔡确为知谏院，去年被邓绾咬败的章惇也被招回，仍然担任三司使。于是“三司系”和旧臣各掌一半权力，形成互相制约的态势。只是台谏之权仍然牢牢掌握在“三司系”手里，神宗皇帝心里也仍然宠幸新贵，不信旧臣。
也在此时，奇妙的事发生了：已经渐渐瓦解的“三司系”新贵们和刚刚坐上宰相之位的王珪勾结在一起，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朋党。
“政治”就像一条有生命的毒虫，不但能绞杀，会撕咬，而且只要有需要，它自己就能迅速进化。比如王珪，这本是个极有才学的人，仁宗、英宗两朝做过直集贤院、翰林学士，担任过知制诰，是个不折不扣的“旧臣”。可王珪是个出了名的墙头草，谁势力强就依附谁，所以不论朝廷发生什么样的动**，王珪从来不受冲击，真正是一个“不倒翁儿”。
其实“不倒翁”也不好做。王珪是前朝旧臣，被“三司系”猜忌；这人又无耻，被旧臣们讨厌，在朝中十分孤立。如今“三司系”首脑尽罢，骨干已失，空前衰弱，于是名声不佳孤立无援的宰相和力量渐失不能独立的“三司系”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全新的势力。
——这股可怕的新势力，对朝局造成的改变无法估量。
以前“三司系”和旧臣系的争斗全围绕“变法”而起，虽然无聊，至少有个名堂，争斗的各方也有个立场。可王珪与蔡确、李定、张璪这些“三司系”旧人合成的新势力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他们抱成一团只为了占据权位，仅此而已。
为了理想而搏斗，虽然残酷，至少还算“高尚”吧。可为权力而互相斗争，就只能称为“卑鄙”了。
此时神宗皇帝在位九年了，在他的治下，朝廷的党争已经从“变法”之争恶化到纯粹的私利斗争，大宋王朝正从内部日益腐烂，这个国家在无形中又向 “亡国”的恐怖断崖迈出了一大步。
这种可怕的变化神宗皇帝似乎没注意到，就连仍然留在朝廷的几位“旧臣”也没发现端倪。现在，和王珪并肩而立的宰相吴充正想办法劝说皇帝招回旧臣，改变朝局。
吴充是仁宗景祐五年进士，此人老实厚道，办事能力并不出众，早年担任国子监直讲、集贤校理，又外放做过知府。在英宗朝也只做了个盐铁副使。到了神宗朝，吴充却意外地升了知制诰、知谏院，又做了翰林学士，再升枢密副使，究其原因，原来吴充的儿子吴安持娶了王安石的女儿，两家成了儿女亲家。
然而吴充的官运到这里就停下来了。
当王安石施行变法的时候，大宋朝万众欢腾，吴充对自己这位亲家也寄予厚望，可随着变法越来越深入，“害民”弊病渐渐暴露；接着朝臣们遭遇一轮又一轮打击，德高望重的臣子纷纷被贬，御史台扫**一空，天下人对于“变法”的真正目的越发感到疑惧，从表面上看，这一切问题都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有关，吴充对王安石越发不满。可吴充是位老夫子，脾气不大，加之和王安石是亲戚，所以不肯激烈抨击。
因为吴充对王安石不满，使他的仕途停滞了好几年。也因为吴充这个“并不激烈”的态度，使他能够勉强留在朝堂，一直到王安石第二次下台——也就是彻底垮台的时候，神宗皇帝一时无人可用，就把吴充提起来做了宰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