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圣三年夏天，暑热达于极顶，山海交蒸，瘴气大盛，一场可怕的瘟疫在惠州传布开来，“正气稍衰，触之即病”。苏学士好吃爱玩，哪里人多就往哪里去，结果第一个染上了病，幸亏老先生心胸豁达，体质尚好，又有当年巢谷送他的“圣散子”，到六月中，病情大好，哪知道苏轼在病中，朝云日夜服侍照料，伤损元神，沾染病气，苏轼刚好，朝云又病倒了。
东坡居士的身体像棵哗哗作响的杨树，他那聪慧的夫人却是一枝柔弱的芦苇，这一下病倒在床，头疼如裂，骨节疼痛，伏热内烦，口焦舌炽，症状与苏轼相仿，病情却严重得多。先取“圣散子”服食，毫无用处，只得请郎中开了个“清瘟败毒散”的方子来服，月中养到月底，病势不见好转，苏轼正在焦急，忽然有一个惠州府孔目带着两个皂隶推门而入，站在厅上呵斥苏学士：“合江楼是三司官署，你一个获罪遭贬的犯官为何住在此处！”
孔目一顿喝骂把苏轼弄糊涂了：“是知府大人让我们住的……”
“放屁！知府大人从没说过这话！”孔目把手直戳到苏学士鼻子尖上，“知府有令，限你等今日搬出合江楼！”
惠州知府詹范为什么忽然与他翻脸，把他们一家人赶出合江楼？苏轼永远也想不明白。其实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只能怪东坡居士太没心计，太多事了。
苏学士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结党营私”，可从熙宁三年他头上就戴了一顶“旧臣首脑智囊”的大帽子，也就因为这层关系，哲宗迫害元祐大臣的时候苏夫子才被罚得这么重，贬得这么狠。哪知苏轼没有自知之明，居然在惠州修桥筑堤办起“大事”来了！这不是引着朝廷里那帮人注意他吗？苏夫子又爱写诗文，天天写月月写，这些诗都是他的“心声”，心里快活了，写的诗也快活。可这“快活诗”传到京城，让哲宗皇帝和那帮权贵们看见，知道苏轼在惠州不是受苦，而是享福，这还得了？
——当然是惠州知府詹范。
苏学士在惠州做的“大事”越多，詹范就越害怕。偏在这时候，从京城传来一个消息：哲宗皇帝废了皇后，为此痛贬旧臣刘安世、范祖禹，重治“元祐旧臣”，詹范立刻估计到住在惠州的苏东坡要倒霉了。
此时的詹范只有一个想法，赶紧与苏轼翻脸，以免惹火烧身。而翻脸的契机就是苏轼一家人靠程之才的关系住进了合江楼——这是官府的宅子，苏轼这个犯官无权居住，自然要把他赶出去。
苏轼刚到惠州就曾住在合江楼，后来被詹范赶过一次，那时候知府大人话说得很客气，苏夫子搬家也搬得干净利落，双方都没撕破脸皮。可眼下朝云病在**，知府忽然来赶他们，让苏学士一家搬到哪里去？
活了六十年，东坡居士生平第一次弯下腰来低声下气哀求那个孔目：“眼下我夫人病着，能否宽限些日子？”
孔目得了知府的命令，哪肯听苏学士解释，厉声喝道：“合江楼是三司行衙，知府大人平时都不便来住，你这个犯罪竟在合江楼赖了半年！限天黑前搬出，不然明天就把你的行李扔出去！”
苏轼一生没受过这样的欺负，可身在难处又怎么办？正想再求，朝云已经强撑着身子走出来，扶着门框对苏轼说：“合江楼有什么好？嘉祐寺的方丈一直请大人过去住，咱们何必困在这又潮又闷的地方受罪？”
苏学士是朝云的**，她就是立刻死了也不能看着苏轼受人家的气。何况面对这些人说什么也没用。当天，苏家三人就收拾东西坐船过江，回嘉祐寺住去了。
朝云身子本就不好，又生了气，再加上渡江、登山一番劳累，病情越发严重了。嘉祐寺在深山里，郎中都不肯来，好歹求来一位，所开的方子和前头的也没分别，几服药吃下去根本不管用，到七月初，朝云已经救不回来了。
此时的苏学士焦灼欲死，只能坐在一旁哭个不停。朝云心知自己撑不久了，却不忍心看苏学士难过，拉着丈夫的手哄他说：“大人不必难过，我的病很快就好了。”半天又说，“就算病不能好，我的魂魄也会跟着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