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这话，苏轼就知道赵君锡是被贾易那个弹劾吓住了。忙说：“秦少游才华过人，为人也正派，大人千万别听别人的议论。”
赵君锡沉吟半晌才说：“我想想吧。”
见赵君锡态度不爽快，苏轼知道多说无益，也就告辞了。
贾易弹劾苏轼，背后全是阴谋，苏轼很快递进札子驳斥贾易，太皇太后就把两道札子都交给宰相吕大防、刘挚，让他们拿去商量。临走又特别嘱咐：“此事审明以前，不得把札子给别人看！”
显然，太皇太后不打算为几件小事为难苏夫子，所以不让宰相们把这些争执公诸天下。
有太皇太后的暗示在这里，两位宰相也都谨慎起来。一番讨论尚无结果，忽然情况又变，贾易再上札子，指责苏轼题写反诗！
原来苏轼早年写过一首小诗：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这首小诗看似平常得很。然而贾易解释之后，问题就大了。
贾易认为苏轼这首诗写于神宗元丰八年五月初一，而且原诗前后两句是颠倒的：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元丰八年，正是神宗皇帝宴驾之时。贾易认为苏轼遭了黄州之贬，对神宗皇帝心怀怨恨，听说皇帝驾崩，竟然十分高兴，把神宗驾崩的消息称为“好语”！说神宗去世，竟然连野花野鸟都“欣然”起来。更可恨的是苏轼竟说“此生已觉都无事”！难道神宗驾崩，正好解开了苏轼一生最大的心结吗？
这么一解释，这首平淡无奇的小诗顿时成了杀头的大罪。
早前贾易弹劾苏轼，太皇太后根本没放在心上。哪知忽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太皇太后再不能压着不问，急忙把宰相吕大防、刘挚和刚从门下侍郎升任尚书右丞的苏辙叫上殿来，问他们：“贾易上札子弹劾苏轼，其中罪名甚重，你们怎么看？”
面对这个恶狠狠的指控，苏辙不慌不忙向上奏道：“臣以为贾易的札子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先帝于元丰六年下诏任命我兄长为江州知府，因为蔡确等人阻挠，一直不能施行。到元丰七年，先帝亲下御札，命我兄长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出任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先帝如此大恩，我兄长感激涕零，怎么会心存怨恨？至于这首诗，写于元丰八年五月，当时新君已经继位，我兄长回京路过扬州，听到父老们称赞皇帝的仁德，心中高兴，才写了这首诗，题在寺院墙上。其中‘好语’指的是父老乡亲称赞当今皇上的话！太皇太后想想，这时先帝驾崩已有数月，我兄长怎么会刚刚听到消息？我兄长受先帝大恩在先，岂能生出狼子之心，竟以先帝驾崩之事为‘好语’？这根本说不过去！”缓了缓又说，“至于贾易所说这首诗次序颠倒，原诗‘山寺’两句在前，‘此生’两句在后，这话也不可信。臣兄长所写的诗外面多有传抄，难道所有传抄的人都把原诗文字弄颠倒了？况且原诗就在寺院墙上，派人一查便知，又怎么会出错？”
苏辙是个厉害人物，几句话就把一桩陷害说穿了。
太皇太后本就信任两苏，厌恶贾易，听苏辙说得头头是道，立刻吩咐：“叫贾易来问！”
片刻功夫，御史贾易到了延和殿上。太皇太后冷冷地问：“你说苏轼题写反诗，可有证据？”
贾易忙说：“这些事臣在札子里已经写明了。”
太皇太后又问：“此诗作于元丰八年五月，难道苏轼直到五月才听说先帝宴驾的消息？你又说苏诗上下句子被他自己调换了，确有此事吗？”
见太皇太后问得厉害，贾易心里顿时慌了，忙说：“臣也是风闻言事。”
太皇太后冷笑一声：“此事要彻查！若纯是诬陷，你必带罪。”
眼看一首“反诗”没害成苏轼，贾易自己倒成了落水狗，惊慌之下连忙奏道：“臣这里还有苏轼的罪证：臣前日递上札子时，苏轼曾到御史中丞赵君锡处说情，想请御史中丞出面阻止臣告发苏轼；后来苏轼又找到赵君锡，质问他为何先前举荐秦少游，又将举荐撤回。本朝有规矩，官员不得与台谏交往，苏轼却屡次威逼御史中丞，难道无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