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朝廷中有“朔党”、“洛党”、“蜀党”的说法，其实“洛党”都是程颐老夫子的学生，没有一个大人物，到程颐被太皇太后赶走，“洛党”也就没人再提；“蜀党”则是硬扣在苏轼、苏辙头上的一顶帽子，苏家兄弟根本没有“党羽”，“蜀党”只是空壳子罢了。所以三党之中，“朔党”才是一只真正的大老虎。
自从程颐贬出，苏轼外放，“洛”、“蜀”两党似乎都失势了，而刘挚趁机得势，培植羽翼，成了当朝第一大权臣。太皇太后也知道刘挚的份量，就在任命苏轼为吏部尚书的同时，升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也就是右宰相，其职位仅在左相吕大防之下。
吕大防是司马光直接推荐上来的宰相，这个人真正无私无欲，正派到了骨子里，任何人都不敢说他“结党营私”，因为吕大防真的从不结党，更不营私。
然而朝廷是这么个奇怪的地方，结党的，往往营私；不结党，又往往孤立。
吕大防就是这么一位“孤立宰相”。自从刘挚做了右相，朝廷大事都由羽翼丰满的刘挚掌握，吕大防变成了种在政事堂上的一棵“玉树”，只是看着好看，实则全无用处。
现在苏轼忽然回朝，苏辙也同时升任门下侍郎，这两兄弟一左一右似乎都要挤进政事堂来，刘挚心里很不痛快，立刻决定把提点江东刑狱贾易升为侍御史。
贾易，早在元祐初年就在朝廷做御史。此人是程颐老夫子的学生，一个标准的“洛党”。当年苏轼和程颐因为意气用事争闹起来，贾易曾为程颐打头阵，屡次弹劾苏轼，哪知太皇太后信任苏轼，对贾易的搅闹很厌恶，把他外放了。
贾易离朝不久，程颐也被罢官，“洛党”立刻散架。贾易没了靠山，就投到刘挚门下，又赶上苏夫子回朝，刘挚顺手把贾易提了起来，这是备下打手，准备对苏轼迎头痛击。
刘挚起用贾易是私下部署，太皇太后并未发觉，然而朝廷里“懂行”的人很多，早有人看出里面的门道来了。
苏轼从杭州回京，刚进都门，还没来得及陛见，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已经找上门来。
张商英是英宗治平二年进士，属于“三司系”门下的晚辈，资历在吕惠卿、章惇、曾布、李定等人之下。后来张商英担任检正中书刑房，举荐舒亶做御史，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因为舒亶写一手好文章，张商英就把女婿写的文章给他看，想请舒亶指教。哪知舒亶在神宗面前反咬一口，说张商英为让女婿中举而暗中向他托请，结果张商英被贬了个监赤岸盐税的倒霉差事，从此一蹶不振。
如今张商英好容易混成个开封府推官，和他早前的地位差得太远。张商英老谋深算，看出太皇太后器重苏氏兄弟，刘挚憋着要和苏轼作对，就到苏轼门上拜访。寒暄几句，张商英问苏轼：“子瞻早前外放杭州，朝廷正直之士都为你鸣不平，当时我在外头，不知朝廷里的事，究竟是谁要害子瞻？”
大宋朝廷规矩，京官地位高，地方官地位低，所以“外放”等于“贬谪”。然而苏轼外放杭州知府却不是遭人陷害，是他自己厌恶党争，坚决要求离开朝廷。听张商英这么说，苏轼忙解释道：“去杭州做知府是我向朝廷反复请求得来，并非受人陷害。”
苏轼说的是实话，可惜这实话太离奇，张商英不信。笑着说：“子瞻何必瞒我？明明是贾易受程颐唆使出来害你！”说到这里把话锋一转，“如今程颐不在朝廷，贾易也外放了，可子瞻刚回京师，贾易立刻被人提拔做了侍御史，这里头有文章。好像有人不愿意子瞻回来……”
张商英把话说了一半，停住了。
在张商英想来，朝廷里“朔党”、“蜀党”斗争不休，不愿意让苏轼这个“蜀党首领”回朝廷的当然是“朔党”首领刘挚，这事太明显，所以无需挑明。可张商英哪里知道，苏轼在党争上头最糊涂，根本弄不清状况，听张商英把话说了一半，他这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天才问：“何人不愿意让我回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