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如吕诲所言，以他的力量根本就动不了王安石。这道札子递上去之后朝野上下对吕诲同声谴责，眼看在京城无法立足，吕诲只得辞去御史中丞改任郑州知府，灰溜溜地离开了朝廷。
吕诲对王安石的指责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他把事情整个弄反了。
“王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立致”这句话已经说出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变法的主持者不是王安石，而是神宗皇帝赵顼！王安石，只是一个被皇帝起用的办事人员而已。
当谈到北宋王朝这场举世瞩目的变法之时，有两个问题很容易被混淆。第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王安石变法”，有的只是一个“宋神宗变法”，说得含蓄些，可以称之为“熙丰变法”，熙是熙宁，元是元丰，这是神宗皇帝在位时使用过的两个年号。
熙丰变法，从始至终都是神宗皇帝赵顼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在这个巨大的棋盘上，主持三司条例司的翰林学士王安石、枢密使陈旭是皇帝手里的两个“车”；实际负责条例司运作的韩绛、吕惠卿是气势汹汹的两架“炮”；负责制订变法细则的曾布、吕嘉问是四下腾挪的两只“马”；两位老宰相曾公亮、富弼是来回遮拦的两只“相”；神宗皇帝的祖母太皇太后曹氏和母亲皇太后高氏是守在皇帝身边的两个“仕”，至于因为王安石的提拔逐渐得到重用的谢景温、章惇、张璪、李定、舒亶等人都是各司其位、努力向前的卒子。
这盘大棋既然是皇帝在下，当然，棋盘上的一切都掌握在皇帝手中，只要皇帝觉得有必要，车、马、炮、相、卒都可能成为弃子，一子被弃，余子就会自动补上空出来的位置。于是“炮”可以变“车”，“卒”可以变“相”，种种花样不一而足。
王安石这只“车”在棋盘上纵横数载，用得不顺手时也就被皇帝弃了。若说世上曾有过一个“王安石变法”，就等于拿一只“车”的力量来左右一盘棋局的胜负，这是个大笑话。
第二个要说明的问题是：大宋王朝需要变法革新，这早就是整个国家的共识了，所以当“熙丰变法”开始的时候，稍有见识的人都在支持，都在欢呼，并没有多少人站出来反对变法。只是在众多支持者中又分为两群，以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为首的一群人认为变法当快，以敛财富国为先，雷厉风行，数年见效；以富弼、司马光、范镇、苏轼等人为首的一群大臣认为变法当缓，应以澄清吏治为首，仁政富民为先，然后富国强兵，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就像富弼对皇帝暗示的那样，过程至少要“二十年”……
在“熙丰变法”过程中没有“变法派”和“反对派”的区别，只有“急变派”和“缓变派”的辩论。后来变法中发生的种种争端，只是“急变派”与“缓变派”之争罢了。
不幸的是，神宗皇帝本人是“急变法”一派的领袖。更不幸的是，历史实践证明：主张摸着石头过河的“缓变法”一派才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