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人眼里，煌煌大唐是离他们最近也最灿烂的盛世，而大唐的成就只在一个“贞观之治”，后来的唐高宗、武则天是不足道的，唐明皇先兴后衰，国家残破，是个败笔，然后是无可奈何的中唐，支离破碎的晚唐，灭亡之后又遗下一个五代十国的残破局面。眼下皇帝问起唐太宗，王安石本可对“贞观、开元”赞叹一番，借机把大宋百年盛世夸一夸，把当今皇帝捧一捧。但王安石知道神宗要听的不是吹捧，在这位英明君主面前遮掩毫无意义，弄险却有所得，干脆抬起头直截了当地说：“臣以为陛下励精图治，当以尧舜为榜样，唐太宗算得了什么？”
若说王安石“择术为先”四个字让神宗皇帝如逢知已，这“效法尧舜”却真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听起来如同一句废话。然而神宗皇帝聪明透顶，把“效法尧舜”四个字往深处一想，忽然有所领悟。顿时瞪大双眼问王安石：“何谓‘尧舜’之法？”
皇帝两眼放光，话也问得急切，分明听懂了王安石话里的意思，却在这里装糊涂，这又是“挟知而问”了！于是王安石不急不忙微笑答道：“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只可惜如今的学子们都是些酒囊饭袋，竟不知其根本，反以为尧舜之道高不可攀，这就错了。”
简而不繁，要而不迂，易而不难……王安石这三句话总结得真好！
听到这儿，神宗皇帝也就彻底明白了。其实王安石要效仿的哪里是什么“尧舜之道”？因为尧舜二位圣王本就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做了什么事，立了什么法，行的什么“道”？后人无从得知。王安石拿“尧舜”说事儿，其实是用“尧舜”这顶大帽子唬住天下人，把“尧舜之道”当成借口，以期摆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世立下的诸般“祖宗之法”，打破常规，嗣行变法。
借“圣王”之名办自家之事，高明！尤其“尧舜之道”四个字找得大，找得精，找得好！神宗皇帝力求变法，不用此人却用何人？
想通了这些，神宗皇帝忍不住双手一拍哈哈大笑：“卿这是给朕出难题啦！尧舜何等圣明，朕怎能和他们比？看来只有朕与卿君臣携手，一起尽力而为吧。”
王安石说“尧舜之道”是给皇帝出个题目，而神宗如此回答，显然是猜透了王介甫的谜题。至此，这对变法君臣之间已经有了默契，所谓心意相通，不言自明。神宗又问王安石：“朕听说唐太宗身边有魏征，刘备身边有诸葛亮，这才成事。可魏征、诸葛亮都不是随时可有、随处可见的人物，朕也想得这样的贤才，该到何处去找？”
神宗问这些话，是让王安石放开手脚为朝廷选贤任能，这说明神宗皇帝用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已定。王安石心中大喜，嘴上却说：“只要陛下能如尧舜，朝中自有皋陶、后稷这样的贤臣来辅佐陛下。”
王安石在关键时刻却说了句虚话儿，其实又在给皇帝出题目。神宗略一沉吟立刻明白，故意说：“朕继位至今，并未见过像你介甫这样的贤才……”
神宗这话既把王安石捧了一把，同时也说明皇帝又一次猜出了王安石出的题目。
中国如此之大，学子如此之多，王安石在朝在野多年，识得贤才无数，让他举贤任能一点也不难。可王安石是个务实的人，既然皇帝有心任用他主持变法，王安石就要先看看皇帝的决心到底有多大，肯放多少权力给臣子。若信任极重，放权甚多，变法大业就好办，若信任无多，放权有限，王安石肯不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投入变法大业，还在两可之间。
王安石的意思神宗都明白，只是王介甫那里话还没说尽，所以对王安石的请求不置可否，先留个话题让王安石去说。
王安石知道这种时候务必说些直话，也就不与皇帝客气了：“陛下说朝廷没有贤臣，可臣却以为本朝文治无双，贤臣在所多有，然而陛下身边乏人可用，其实是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纵有皋陶、后稷这样的贤臣，也都被小人遮住，无法一展抱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