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光王安石这一句话引自桑弘羊，就连这次变法中即将实行的均输、市易等法也取自桑弘羊。只是王安石主持的变法细节尚未推出，司马光不得而知。
听司马光说出桑弘羊的名字，王安石仍然笑而不语。司马光却惊得目瞪口呆：“桑弘羊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欺骗汉武帝的话！介甫想一想，天下财物是有定数的，这些财货要么在百姓手里，要么在官府手里，桑弘羊想让国家富足，不从百姓手里搜刮，从何处得来？汉武帝早年财用极富，对外用兵不止，晚年却是流民数百万，国家动**，盗贼蜂起，百姓们都是老实人，要不是穷到了极点，他们怎么会去当盗贼？介甫竟信了桑弘羊的学说，这还得了吗？”
也难怪司马光大惊小怪，古时候社会生产力发展迟缓，一百年前造的水车一百年后还在用，一百年前开出的田地一百年后还在耕，国家的产出是个固定值，变化不大。在这个固定的数额中，既要让国家财赋增加，又希望不加税赋、百姓生活安定富裕，就成了两难的事。汉代的桑弘羊整顿货币，实行盐铁、均输、平准等制度，充实了国库，却也造成了百姓的贫困和社会的动**，后世对桑弘羊褒贬不一，王安石认为桑弘羊是能臣，司马光却以为桑弘羊是奸贼。
这还是第一次，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位至交好友在针对变法的观念上出现了极大分歧，对此司马光惊讶莫名，王安石却不觉得惊讶，也不和司马光争执，又转回早先的话题：“太祖朝时皇帝对宰相赵普也曾多有赏赐，每次都是成千累万，当时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现在陛下赏赐两位宰相一些东西，数额尚不及太祖朝，君实何必为此争执呢？”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一向保守，司马光却想不到王安石如此偏激，所以王安石冷静如常，司马光却冷静不下来了，提高声音争辩道：“赵普追随太祖鼎定天下，立了莫大的功劳，赏赐巨万也不稀奇，如今的宰相有什么大功？不过是处理日常政务，竟也要得巨万之赏，这是什么道理！”
司马光这话说得有些过头儿，要是给宰相们知道了只怕要怪罪他。神宗皇帝也不希望这些主政大臣间生出无谓的嫌隙，忙拦住司马光：“你的意思朕明白了，节俭是美德，应该提倡，但郊祭赏赐事关宰相威信，还是慢慢商议吧。”摆摆手，司马光和王安石只得退了下去。
不久，神宗皇帝下了一道诏命：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改由吕公著接掌御史中丞。
皇帝这道任命纯为息事宁人。变法开始之前，他不希望王安石、司马光这些心腹臣子间发生无谓的摩擦，所以不再让司马光担任谏臣。
熙宁二年七月间，制置三司条例司推出了变法的第一项：《均输法》。
宋朝设有东南六路发运司，职责是将东南六路供奉京师的物资经水路运进京城，但因为各地出产粮食物资的数量与年景、人力都有关系，有时多有时少，京城所需之物的数量也不一定，结果是运来的物资有时太多，有时不够。一旦多出来，势必积压贬值，一旦不够用，又必须依赖商人向京城贩卖补充其不足，如此一来京师亏损，地方吃苦，商人发财。
《均输法》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歉收地区的赋税不收物资，改收银钱，再把这些银钱拿到丰收的地方低价购买物资，转运进京。其好处是提高了国家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了积压造成的浪费。缺点是国家凭着巨大的资金、优先的特权和强力的手段在各地以低价购入物资，造成了强力的国有商业垄断，大批商人因而失去了营生。
随着《均输法》的推出，早先支持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大臣们一下子紧张起来，因为《均输法》的始作俑者正是汉代的大司农桑弘羊，而桑弘羊推出《均输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替汉武帝在民间敛财，所以《均输法》打击商业、与民争利的特性早在汉代就已表现出来。出于对《均输法》效果的担忧和对桑弘羊这个古人的厌恶，很多大臣在《均输法》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已经开始上奏弹劾王安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