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微微一笑：“卿所言朕也想过。但我大宋自立国以来始终讲究一个‘君臣共治’，宰辅重臣乃国之柱石，天子应该敬重宰相。朕继位不久，若废此定例，旁人岂不要责备朕不敬大臣吗？”
神宗皇帝这些话实在有他的道理，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忙又奏道：“陛下宽待臣子是我辈之福。可臣以为大臣若真有功于天下，就算赏赐给他山川田地、封王封公也不过分，但宰相并未建立大功，不过陪伴皇帝行了一个郊礼，立刻得赏数万，实在有碍视听。大宋立国以来内外多事，从真宗朝开始国家财赋就已不足，至今情况越来越不好，每年亏空多至千万贯，陛下仍对大臣赏赐无节，毫不吝惜，只怕不妥。”
司马光，王安石，这是神宗皇帝的左膀右臂。在朝廷中神宗倚重王安石，在心底里皇帝更信赖司马光。现在司马光恳切直言，皇帝倒也高兴，只是神宗有自己的大主意，就笑着说：“朕知道你的为人，先皇在位时你也因为郊赐之事上奏，先皇不听，你就把郊赐分给你的银两捐给谏院做了公费，朕在颍邸听说此事也很赞赏。但朕对此事的想法却与先帝一样：两万白银说少不少，说多不多，既不足以救灾，更不足以富国，在这上头节省于国无益，却寒了老臣之心，不值。”
司马光忙说：“陛下继位之后首推变法，意在富国强兵，朝廷不能节省开支，如何富国强兵？何况宰相曾公亮已经上了札子，请求辞谢郊祭之赏，陛下此时停赏是应臣子之请，顺天下民心，大臣们只会欢悦，哪有寒心的道理？”
眼看司马光和皇帝争论不休，一旁的王安石不能不说话了：“我大宋富有四海，郊祭之赐能有几何？在这上头实在没必要过度俭省。至于说宰相辞谢，其实每年郊赐宰相都要辞谢，若因宰相辞谢就不再行赏，事情就难看了。”
司马光认为“郊祭重赏”是皇帝的过失，更认为主持变法的“拗相公”王安石看法和他一样，肯定帮着他劝谏皇帝。想不到王安石一开口却是帮着皇帝说话！司马光大吃一惊，矛头顿时指向了王安石：“我大宋有冗官、冗兵、冗费三害，眼下财用不足，灾害又重，陛下变法正应该从节省做起，先治‘冗费’一弊，介甫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王安石微微一笑：“我还是刚才那句话，郊祭之赐所费不多，不必在这上头节省。刚才君实讲了一个常衮辞赏的故事，可常衮辞了皇帝的赏赐，大唐并未因此富强，反而臣子们窃窃私语，都说常衮无能，自知不配领得赏赐，这才辞谢。若陛下郊祭时忽然不赏宰相，臣下也难免在背后说宰相的坏话，徒损大体，有何益处？”
王安石才华横溢博古通今，几句话说得道理十足。司马光却不以为然，立刻应声道：“常衮辞赏，说明他知廉耻，比那些贪图官位利禄的蠹虫好得多！”
与王安石的道理相比，司马光的辩论似乎缺了些说服力，且言词很不客气。好在这两位是至交好友，王安石并不计较，笑着说：“国用不足，并不是当今急务。”
要说王安石前面的一篇道理司马光不能接受，现在这一句话却着实令司马光不解：“自真宗朝以来国家用度日渐不足，这几年亏空越来越大，介甫怎么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冲司马光摆摆手：“我觉得当今国用不足，主要是未得理财之人。”
这句话司马光更不能理解了：“介甫觉得怎样才是善于理财之人？”
司马光问得太直，王安石竟不好回答了，只得笑而不语。司马光略一沉吟已经明白了：“介甫说得‘善理财之人’是指那些搜刮民财以充国库的人吗？百姓的负担原本已经很重，如果再行搜刮，这些人只怕流离失所沦为盗贼，如何使得？”
王安石笑着说：“君实这叫什么话？我说的‘善理财’并非搜刮，是指民不加赋，而国用丰饶。”
王安石这话云山雾罩，只有熟知史书的人方能知其出处。司马光是个史家，略一沉吟已经想到：“介甫之言引自汉代的大司农桑弘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