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所说的“急于求吏，缓于立法”是朝廷众多大臣共同的心声。但这样做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求人为先，朝臣自然更受重视，国家言论更加开放，而皇帝的君权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二是求人于前，立法于后，变法的进度就会拖缓，至少不能像现在这样“一年一大变，三年通盘变”，神宗皇帝急着富国强兵，也等不得。所以“急于求吏，缓于立法”虽好，神宗皇帝却不能接受。
吕惠卿在神宗身边呆了三年，深知皇帝的好恶，立刻从苏轼话里听出破绽，忙向上奏道：“臣以为法不可不变，而变法之道又有一年一变，数年一变，或者一世一变的。《周礼》有言：‘正月始和，垂于象位’就是一年一变；‘五载一巡狩’乃是五年一变；‘刑罚世轻世重’就是一世一变。而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乃是万世不变之法。古人变法之时并不提‘用人’，因为变法若得当，人事自然更新。所以国家有弊端就要变法，岂有坐视弊端而不变的道理？”
吕惠卿很聪明，几句话把苏轼那个“先求吏，后立法”的建议揭了过去。苏轼只能接着吕惠卿的话头儿往下说：“变法不能急于求成、全盘变更。就像我们住的宅子，屋瓦破了就补一补，房梁歪了就正一正，不到万不得已实在没必要把整间房子推倒重盖。大宋立国百余年，国政有利有弊，好的就要保持，弊端才要革新，不能一概而论，全盘更改。如今立法过快，用人太急，法令刚拟出来就推行下去，臣子一句话不合就被罢免，这就过了。”
听了苏轼的话神宗皇帝暗暗皱眉。
苏学士太老实，一不留神踩进了吕惠卿设的套子，他最后说的这两句话无异于当面指责了皇帝。
听苏轼说了这鲁莽的话，吕惠卿微微一笑，就此不再动问，神宗皇帝坐在上头也不出声，苏轼还没明白殿上的气氛怎么忽然变了，一时惶然，也愣住了。
半晌，神宗皇帝开口了：“卿等所议各有道理。”看了苏轼一眼，没说别的，把手一摆，苏轼只得告退。
第二天，诏命下达：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特进祠部尚书。
祠部，是礼部下属的一个衙门，祠部尚书只是个六品官职，名字好听，其实专管礼部衙门的各种杂事。苏学士一人担着史馆、官告院、祠部三个闲差，看似重用，实则赋闲。
又过几天，皇帝下诏：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并入中书五房和司农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