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本就是皇帝面前的“挡箭牌”，自从变法开始以来，天下人都在责备王安石，已经责备不出什么花样来了。苏学士博古通今，很会讲故事，一番话说得好不热闹。但对于城府如海的神宗皇帝而言这些都是废话，若在平时，早就不肯听下去了。今天正要启用苏轼，不妨姑且听之。于是面露微笑，任他说去。
苏轼又说：“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朝廷的变法就犯了这个毛病，新法推行太快，百姓不能适应，若能假日时日缓缓推行，才有可能成功。比如这《青苗法》最怕的就是官府向百姓强行摊派贷款，陛下是圣君，当然管得住臣下，但几十年几百年后朝廷出了昏君佞臣，地方上出了贪官污吏，用 ‘青苗贷款’迫害百姓，那时陛下还管得了吗？百姓们受了迫害，都会问：‘《青苗法》始于何时，又是何人所订？’结果发现这法是陛下订的，是从我朝开始的，百姓们岂不要骂？”
苏轼把话说到里，神宗皇帝已经有了几分困意，趁苏子瞻低头琢磨的时候掩住嘴悄悄打了个呵欠，强打精神问道：“依你之言应该怎么办？”
苏轼抬起头来向上奏道：“臣以为不如罢去三司条例司，重立规矩，先整顿吏治，再求变法。”
——罢去三司条例司，正好神宗皇帝也有这个想法。
“三司条例司”成立以来办了很多要紧的事，只可惜“三司条例司”规模太小，人员太少，掌握朝局的力度不够，所以神宗打算把这个机构撤销，让“三司条例司”的人马跳出这个小圈圈儿扩散到整个朝廷去。
“罢去”和“扩大”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概念。可聪明的神宗却能把这两个概念合而为一，让“罢去”成为“扩大”，真是高明！
但对“三司条例司”的改动调整是一件大事，皇帝犯不着跟苏轼这么个小官儿商量。
正好，皇帝还没答话，内侍上殿奏道：“三司检详官太子中允吕惠卿求见。”
吕惠卿是三司条例司官员，主持变法事宜，每天都有事向皇帝禀奏。按说皇帝正在听苏轼进言，应该让吕惠卿等一会儿再进来，但神宗对苏学士的长篇大论已经失去了耐心，就吩咐：“叫吕惠卿进来。”回头又对苏轼笑道：“你接着说。”
这时吕惠卿已经走上殿来，向皇帝行了礼，就站在苏轼身边。
苏轼倒也有自知之明。刚才他提出罢去三司条例司，自己也知道这话说过了头儿，皇帝未必肯听从，现在吕惠卿来了，罢去三司条例司的话就更不能提了。可在皇帝面前当面奏事的机会难得，不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又不甘心，略想了想又说：“陛下天纵英明，博学广闻，尧舜之心，文武之能，为政英明勤奋，决断如神，所怕的只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我大宋虽有积弊，然而江山稳固，百姓归心，能臣多有，若求治太急，竟不求稳，不问民心，不恤臣子，社稷震动在所难免。加之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能臣一言不合立刻罢黜，新进臣子充斥朝廷，两三年间朝堂上面目全非，时局动**社会滋扰，这是‘未得治，先得乱’。臣想陛下变法的目的绝不在此吧？”
苏轼这些话说得恳切，在一旁的吕惠卿却有些听不下去了。
苏轼指责皇帝过度提拔新人造成朝局动**，吕惠卿正是这么一个“新人”，苏学士这不是指着鼻子骂吕惠卿吗？早前为了科举中的一张试卷两人闹过一场，吕惠卿很不喜欢苏轼，忍不住插进话来：“你的意思是不该变法？”
苏轼忙说：“变法是必须的，只看怎么变。”
吕惠卿立刻又问：“你说该怎么变？”
在皇帝面前吕惠卿气焰万丈咄咄逼人，苏轼气短言亏，无所依仗，还没辩论，已经输了。现在被人家质问过来，苏轼只能尽力辩论，转向皇帝奏道：“臣以为要变法首先必须整顿吏治，只有吏治清明，变法才能成功。否则所立法令再好，一经实施就变了样子，如此无论怎样变法，最终都难以成功。所以我认为变法应该急于求吏，缓于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