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皇帝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打击旧臣子，扫**御史台，虽然完全成功，引发的争议也不小。遭贬的官员一肚子怨气，前朝留下的一群掌过权的老臣也对朝局不满，反对的人太多，神宗皇帝竟有些压制不住了。
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皇帝“不杀士”。不是不想杀，是祖宗制度在那里，不准他们杀！最多只是贬官外放罢了。皇帝不杀大臣，臣子们就不怕皇帝，敢说真话、敢当面和皇帝争执辩论的人也就格外的多，要想改变这个现状，神宗皇帝就必须突破“不杀士”的规矩，用锋利的屠刀封住大臣的嘴。
神宗皇帝要夺天下大权，早晚会尝试杀几个大臣给天下人瞧瞧了，但眼下朝廷里正直之臣还占大多数，执政的王安石也是位正人君子，有这些人在朝廷上，皇帝想杀人，一时还办不到。
既然不能压服大臣，神宗皇帝不得不采取怀柔举措安抚人心。但变法还在继续，早先因反对变法被贬谪的大臣此时很难招回，想找一个与王安石唱反调、与变法不合拍却又没什么后台、没什么根基、没什么本事、起用之后也不会干扰大局的臣子，没这么容易。
想来想去，神宗皇帝想起了在开封府任推官的苏轼。
基于这些考虑，神宗皇帝才借“浙灯”的因头儿招回苏轼，对他温言抚慰。
苏子瞻是个实心眼儿的老实人，哪知道皇帝的心思，听了几句热呼呼的话儿只觉心头火热，连眼眶子都湿了，忙向上奏道：“陛下欲至国泰民安，应该做三件事，称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苏轼说的结人心，是让神宗皇帝不要急着打击朝臣的意思；厚风俗，是请皇帝变法的脚步放慢一些；“存纪纲”三个字大概是虚的。这些神宗皇帝都听明白了，点点头，不置可否。
见皇帝神色慈和，微微颔首，苏轼以为皇帝今天是真肯听他劝说了，赶紧又说：“臣听说天下人莫不有所依靠，百官能役使百姓，是靠了陛下的支持，陛下要治国，又靠什么呢？”
苏轼这一问其实没有什么深意，可神宗皇帝听了暗吃一惊，误以为苏轼要说“皇帝治国靠纳谏”，然后责备皇帝借三司条例司之手打压御史台。还不等他有什么反应，苏轼已经自顾说了下去：“人主之所恃，自然是民心了。”
苏学士前头的话差一点戳中皇帝的要害，倒把神宗吓了一跳，哪知后面跟着的却是一个俗套子，说了等于没说，神宗这才知道苏轼根本没看透朝局——以苏学士的城府大概也看不透。于是放下心来，笑着说：“天子所恃是民心，说得好！”
听皇帝称赞苏轼更来了精神，又说：“变法走到今天，大概陛下也听到百姓的怨言了吧，为何有此怨言？是因为陛下变法太急。自太祖、太宗以来国家财赋掌握在户部、盐铁、度支三司手里，这个制度本来甚好，可陛下忽然设置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几个年轻人把持三司条例司，任意制订律条，迅速推行运作，不问民情，不理民怨。须知百姓耕种田地、商人贩货牟利是他们养家活口的根本，就像鱼入水则活，树扎根才生一样，可三司条例司所行法令一经推出，百姓失其田产、商人失其生意，如鱼离水，树断根，百姓吓得魂不附体，哭嚎哀告，陛下却看不到百姓的苦处，只听几个心腹重臣在陛下耳边说：‘我等变法，并无害民之心，所变之法也没有害民之处，不怕别人议论。’这就像一帮人架鹰牵狗腰缠弓矢走进森林，却对别人说：‘我们不是打猎的！’就像一帮人驾着小船拿着渔网进入江河，却说：‘我们不是打渔的！’如此自欺欺人别人怎么能信？大臣们偶尔劝陛下一句，就有人假借陛下之名出来喝斥，骂这些人是‘奸邪’，一律罢免，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到这时神宗才知道，原来苏轼责备的是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