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说话很直，神宗却不以为然：“‘青苗钱’是助民春耕的，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取息两分也不甚高，何来‘国富民贫’一说？”
孙觉忙说：“陛下有所不知，自从《青苗法》推行之日起，地方官府就派定了数额，各县放款多少、收息多少都规定好了。府县官员为了得利息，放贷时违反规定对贫户强行摊派，又怕贫户交不起利息，现在已经开始向富户摊派‘青苗钱’了，这些富户本不需要贷款，却被强加款项，得款后拿着没用，白存在手里，到秋天又要付息，百姓岂不埋怨？”
孙觉说的是地方上的实情，可神宗有自己的想法，把手一摆：“朕已派内侍到各地查访，都说‘青苗钱’放得好，百姓欢悦，并无强行摊派之事。”
话说到这里，神宗仍在“文过饰非”这个问题上打转转。
太监是皇帝身边的奴仆走狗，这些人不关心民间疾苦，只知道奉承皇帝，皇帝爱听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再说，太监们也没心思深入乡村察看民情，到了地方上只是住在官府，吃喝玩乐再索一笔贿赂，然后官员说什么，他们就往上报什么。所以神宗派太监到各地“查访”，根本查不出真相。
《青苗法》实施的真正情况大臣们比皇帝了解得更清楚，听皇帝说这话，吕公著辩道：“宦官未必能听到民间疾苦。臣请陛下派御史到各地重新查问《青苗法》的实施情况。”
大宋朝廷向来看重御史，若派御史到地方去查访，得到的结论会比较准确。只是御史地位官高权重，把他们派下去查访《青苗法》很容易给人造成“皇帝对变法产生疑虑”的错觉。变法刚开始，神宗不愿意给大臣们造成这种印象，一时沉吟不语。吕公著看出皇帝不想严查此事，心里有些不痛快，又说了一句：“孟子说‘百姓重，社稷次之。’古来帝王先收民心后治社稷，未有失民心而得社稷者，陛下推行新法天下欢悦，但新法推行的时候务必慎而又慎，万不可草率行事。”
吕公著以耿直著称，可他这话未免说得太直了些。神宗皇帝平时最能纳谏，今天却有些烦躁，冷冷地问：“你和王安石私交很深，如今王安石主政，臣下多赞叹，你却持异议，难道信不过王安石吗？”
皇帝的质问有些不近人情，吕公著把脖子一耿：“臣身为御史中丞，只知朝廷王法，不问执法者是何人。”
眼看皇帝和吕公著言来语气越说越急，孙觉忙说：“臣听说《青苗法》推出以后朝廷重臣多有不赞成的……”
孙觉的话音未落，神宗已经接过话头：“我朝政令废驰，庙堂上多有庸碌之辈，又有奸邪小人混迹其中兴风作浪，朕既亲政，就要治治这股歪风邪气！”
想不到皇帝说出这么重的话，简直像在恐吓臣子，可大宋朝讲究“君臣共治”，大臣们在皇帝面前犯颜直谏已经成了习惯，不惧恐吓。吕公著立刻奏道：“真宗、仁宗、英宗三朝选贤任能，朝中多有贤臣，不知为何，自新法推出以后能臣越来越少，反而‘庸人败类’忽然多了起来，岂非咄咄怪事？”
吕公著话里带着明显的讥讽之意，神宗听得心里冒火，可再一想，自己刚才指责“前朝政令废弛”，可“前朝皇帝”是他的祖父、父亲，尤其仁宗皇帝治国数十载，极得人心，世人尊为圣主，朝臣无不推爱，自己如此诋毁也不合适。真要为此与吕公著争吵，最后下不了台的还是皇帝自己。
想到这儿，神宗皇帝忙把怒气收拾起来，语气也放缓了：“变法是大事，自当慎重。”说到这里却把话头儿一转，“朝廷立新法，谏官职责最重，朕想命太子中允吕惠卿充任监察御史，卿以为如何？”
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左右手，三司条例司的重要人物，现在皇帝忽然想让吕惠卿进御史台，虽然只做个监察御史，但吕惠卿有圣眷在身，指日就能升任御史知杂事，然后就是御史中丞，如此看来，皇帝是想让三司条例司的人接掌台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