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字资深，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追随王安石多年，两人之间极为亲近。现在王安石黑着一张脸问这些话，李定就知道是“母丧”之事闹出来了，忙站起身来拱着手说：“先生不忙责怪学生，只容我辩一句：我出生之时，父亲不知因为何故一纸文书将我的生母休弃了。此事内情父亲从不肯说，我长大以后也曾问过，结果挨了几顿臭骂，就不敢问了。早年我得中进士，被任命为泾县主簿，也在那时，我的生身母亲在家乡病故，而我丝毫不知，后来被恩师引荐做了监察御史，大臣们忽然翻出旧账，说学生不为生母守丧。学生闻听惊讶莫名，急忙询问详情，才知道我的生母仇氏被父亲休了之后另外嫁人，果然在前几年病故，而我不知此事，如何为母守丧？此是实情，请先生明察。”
李定说他不知道生母是何人，这话是真是假谁也吃不准。但在他记事之前母亲就被父亲休了，这倒是真的。
眼看李定的家事果然有与众不同之处，不为生母守丧似乎情有可原，王安石的怒气也就息了。想不到李定还有话说：“学生不能为母守丧，虽因事前不知，到底有亏孝道，旁人责备学生，学生也不敢辩论，可有些居心叵测之人竟借此事攻击先生，想籍此破坏变法，实在可恶！”
王安石一愣：“你说的是谁？”
“苏轼。”
见王安石一脸愕然，李定忙说：“不知先生听说了吗？有一个扬州人周寿昌，七岁的时候母亲被父亲休了，周寿昌今年五十七岁，五十年没见过母亲，为了寻母，他步行千里，刺血写了文书到处散发，希望能与母亲相见，走到同州竟真的与生母重逢。陛下认为周寿昌至孝，把他召进京城委任官职，不少人写了文章称赞周寿昌的孝行，其中就有苏轼的一首诗。”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先生请看。”
王安石接过来看，见纸上写道：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
周寿昌千里寻母，刺血写经，果然是感天动地的大孝行，当时京城里写文章诗词称赞他的大有人在。苏轼这一首写得严整，却不算出色。王安石看罢毫无感觉，随手放下。
见王安石没读出诗里的关键，李定忙凑过来说：“先生请看诗的末尾：‘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两句，苏轼说的‘西河郡守’分明暗指学生，‘谁复讥’三个字是说先生包庇了学生，以至于朝臣不敢议学生的过失。‘羞自荐’的指向更加明白！学生这个监察御史本是先生举荐的，苏轼这话实在恶毒！”
文字这个东西有时候真能牵强附会。苏轼给孝子周寿昌写一首诗，竟被李定扯到了王安石身上。糟糕的是王安石平时就不喜欢苏轼，刚又被皇帝质问过，也怀疑背后有人搞鬼，见苏轼的诗句含沙射影，若有似无，心里顿时起疑。
李定“不为生母守丧”的事可大可小，闹起来不得了！所以李定急着把事情掩盖过去。要想盖住这件事，最好的办法是把王安石的注意力转到“政敌”身上。见王安石脸色难看，忙凑到耳边低声说：“先生主持变法为的是国家利益，哪知这些无能无耻的大臣竟群起攻讦！幸亏陛下英明，不被这些人蛊惑，可变法至今已有两年，朝廷里的攻击始终不停，学生以为幕后必有主使！”
早先王安石的亲家谢景温已经提过“幕后主使”的话头儿，现在李定也说出这话来，王安石心里一动，冷冷地问：“何人主使？”
李定把两手一摊：“早先学生进御史台，宋敏求、苏颂等人横拦竖挡，司马光、范镇也在旁边搅局，皇帝英明，罢了宋敏求等人。偏在这时苏轼借‘浙灯’一事上书皇帝，博了个祠部尚书的官衔，刚回朝廷，司马光、范镇紧接着就举荐苏轼为监察御史，这几个人勾结如此紧密，先生难道还不明白？这次苏轼私贩禁物一事被御史台查获，司马光和范镇竟拼了官职不要，舍生忘死替苏轼开脱！苏轼和司马光等人的关系昭然若揭！学生在朝廷时间不久，也知道司马君实是淳朴厚道的君子，与先生又是至交，可司马君实却与先生苦缠苦斗不肯罢休，在他背后出谋划策的不是苏轼，还能是谁？”
李定说的话竟与早前谢景温的推断对上了号儿！王安石想不信都难了。
既然王安石相信苏子瞻是反对派的首领，他手下的人自然认定苏轼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反对三司条例司的幕后主脑。从这天起，苏轼头上这顶“旧臣首脑智囊”的帽子再也摘不下来了。
苏子瞻仁宗嘉祐二年中进士，做官十三年，才混了一个从六品，虽然当着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祠部尚书，全是闲差冷板凳。十三年只捞着一个机会对天子面陈政事，所说的话神宗皇帝连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根本没拿苏学士当回事儿。就是这么一位根本得不到皇帝器重的闲散人物，却担着一个天大的虚名儿，被朝廷里的掌权人视为“旧臣首脑智囊”，几次三番设下圈套要把苏轼往死里整！古往今来，像苏子瞻这样的官场倒霉蛋儿真是少之又少。
也算个奇观吧。
至此，苏轼借运灵柩回乡的机会偷运私盐、瓷器、苏木的案件已经查清，李定不为生母守丧的指控也告一段落，两个案子都无结果，涉案官员未遭制裁。
但苏子瞻的案子却是“查于内而发于外”，苏轼没有事了，举荐苏轼担任监察御史的范镇却落了个致仕退休的下场，翰林学士司马光也不得不离开朝廷，回家去专心修他的史书，这就是后来的传世名著《资治通鉴》。
范镇、司马光走后，朝堂上再也没人敢公开反对三司条例司、反对王安石、反对神宗皇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