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忙接过札子看了一遍，只见上面写着：“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真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授，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苏子瞻最会写的文章，一道简单的《谢上表》骈四骊六，有曹植、左思的风韵，堪称美文。若在平时，李定得了这么一篇文章大概会装裱了收藏起来，如今立在金殿，面对皇帝，一切小心谨慎，读罢回手递给张璪，也读了一遍，两位掌御史台的大员都觉得这道《谢上表》写得颇为老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思，一时不敢回话。
半晌，神宗又问：“如何？”
这种时候该谁说话，说什么话，都是极有讲究的。
御史中丞李定并不急着表态，倒是知谏院张璪抬起头来战战兢兢地奏道：“臣觉得苏轼谢表中‘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句十分古怪。陛下是圣主明君，官民人等各尽所能，天下宴然而治，乃是一个无双盛世，苏轼却说他‘愚不适时’，其中似有讥讽圣朝之意。至于‘追陪新进’，这‘新进’指的是陛下为变法而起用的臣子吗？若如此，‘追陪’二字又是讥讽了。至于‘老不生事’四个字更奇怪，陛下平时最能纳谏，有知人之明，苏轼却说他被提举为湖州知府是因为‘老不生事’，这个‘老’是指老朽，这个‘不生事’是指平庸，苏轼分明是说陛下因为老朽平庸，不惹麻烦才提拔他！反过来说，是不是那些年富力强率直敢谏的大臣陛下就不重用？臣觉得苏轼这话有诽谤之嫌。”
神宗治国用的是两面手段，一边利用“三司系”打击旧臣，一边又抬举司马光、吕公著、苏轼等人，尤其王安石、吕惠卿倒台后吴充做了宰相，旧臣似乎渐渐得势，哪知皇帝忽然又整垮了吴充，旧臣顿时打落冷宫，这一来一去的，真让大臣摸不着头脑。
现在皇帝忽然把苏轼的《谢上表》掷给李定、张璪，这两人是皇帝手下的台谏首脑，专门办理钦案的，依常理，必是皇帝要整治苏轼才会这么做。可皇帝究竟要怎样整治苏轼？这轻、重、缓、急四个字倒真不好拿捏。
李定和苏轼没有交情，不必急着表态。张璪却是苏轼的同年、故友，这时候他不敢不说话，于是先责备苏轼“诽谤”，算是表了个态，但因为摸不透皇帝的心思，张璪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深。
既然张璪给苏轼定了个“诽谤”的罪过，神宗自然见缝插针，冷冷地问：“朕待苏轼不薄，此人为何负义背恩，诽谤朝廷？”
——负义背恩，这是皇帝给苏轼下的断语。
有这四个字，李定和张璪都摸着头绪了。李定忙抢着说：“苏轼一向反对新法！以前朝廷每推出一道新法此人必定弹劾攻讦，且仗着有些文才，专门胡说乱写蛊惑人心，早有结党乱政之嫌！如今陛下提拔苏轼做湖州知府，此人不思感恩，反倒诽谤圣明，实在可恶之极！”
李定这话说到了要紧处。
苏轼这个倒霉蛋儿早在熙宁四年就担了个虚名儿，都以为他和司马光、范镇、苏辙、孙觉、陈襄等人结为一党，暗通声气，共同抵制“变法”。其中苏轼还是个公认的“首脑智囊”！现在李定一口咬住要害，神宗的脸色越发难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