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皇帝要杀士，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恐慌。不但苏辙、范镇、张方平等人拼命来救，“三司系”大将参知政事章惇也跳出来激烈反对，就连装聋作哑好几年的宰相吴充都忍无可忍，当着皇帝的面为苏轼求情。更有无数朝臣和地方官员或出于道义、或出于交情、或只是因为“兔死狐悲”——怕皇帝今天杀苏轼，明天就杀到他们头上，纷纷出来反对。真正坚持要杀苏轼的只剩了李定、张璪这几个人，而这几个凶手又不断在皇帝面前挑拨，一心要把司马光等人都拉下水。
高太后说对了，君臣共治是国策，“不杀士”是君臣共治的保证。国策一变，引发的动**太剧烈了……
到这时神宗已经明白：“乌台诗案”办不成了。
这天，直舍人院王安礼请求见驾。神宗知道王安礼必是来为苏轼说情的，不动声色，把他叫进延和殿问：“卿有何事？”
王安礼奏道：“臣的兄长住在江宁，听说朝廷出了‘诗案’，就写了个札子托臣递进来。”说着掏出王安石的奏章递了上来。
王安石，当年抛弃他的时候，神宗已经认定他是个两面三刀的卑鄙小人，可此人离朝已有四个年头，神宗皇帝每次回想起来，仍觉得王安石是个君子。那些“欺瞒”之事，仔细想想，不是大事，一些做得不妥的地方，也都事出有因。如今神宗心里已经原谅了王安石，所以才封他一个歧国公。现在还没看札子，他就猜出这位耿直的旧宰相会说什么，打开看了，果然，王安石是为苏轼求情，质问皇帝“岂可杀士”！
看罢札子，神宗低头不语。王安礼不知兄长的札子皇帝看进去没有，就在边上试探着问：“陛下有何示下？”
半晌，神宗抬起头来问了句：“介甫身体还好吧？”
其实爱子王雱死后王安石身体已经垮了，再不是当年那个敢于改天换地的“拗相公”了。但在皇帝面前王安礼不敢说这“不祥之言”，只说：“家兄身体尚好。”见神宗皇帝又不说话，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主动问道，“臣想请问陛下，觉得魏武帝曹操是什么样的人？”
神宗心神不宁，顺嘴答道：“奸雄而已，不足道。”
听了这话，王安礼鼓足勇气对上奏道：“诚如陛下所言，曹操奸雄而已，实不足道，然而这么个奸雄尚能容忍祢衡，我朝却因为几首诗就要杀大臣，难道圣朝气象连曹魏都不如吗？”
王安礼这话说得十分大胆，神宗皇帝顿时就要发火。好在做了十来年皇帝，养了十多年的城府，转眼功夫已把火气压住，淡淡地说：“苏轼一案乃御史上报，朕只想把事情查问明白，并不想杀人。”
神宗皇帝忽然说这样的话，王安礼又惊又喜，赶紧接住话头儿：“如今案件已经审结，除了几首诗上的毛病，没有别的内情，若只因这么一点证据就杀了苏轼，只怕天下人会讥笑朝廷不能容人。”
半晌，神宗皇帝缓缓说道：“朕也是这么想。苏轼这案子不值得深究，既然你与介甫都这么说，朕就看在你们面上赦了苏轼！”说到这里把王安礼看了两眼，又嘱咐他，“此事朕只告诉你一人，不要传出去，免得御史台那帮人知道了又来害你！”
神宗皇帝这话说得太高明了。只一句话就把所有黑锅推到李定、张璪这帮人头上，皇帝自己撇了个干净。
见神宗如此圣明，对忠臣如此体恤，王安礼激动莫名，急忙跪在地上给皇帝叩起头来。
到这时苏子瞻已经逃过一死，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
苏轼这个人心很实，刚入狱的时候他一直在算计自己究竟是死是活，心乱如麻寝食不安。忽然看见一条鱼，以为死期已至，自惊自吓。后来才知虚惊一场，这位直心直肺的苏夫子倒把事情想开了，觉得反正关在牢里，无非一死一生。如果皇帝不想杀他，过几天也就放了，如果皇帝真想杀他，反正无处可逃，管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