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上的争论就是这样，有理说理，无理咬人。现在李定道理讲不过章惇，就仗着有皇帝在背后撑腰，张牙露齿扑上来咬人，章惇立刻处在下风。
章惇忽然出头为苏轼鸣冤，一则苏轼的案子实在是冤案；二则章惇和苏轼有交情；三来皇帝要杀苏轼乃是破“不杀士”的祖制，今天杀一个苏轼，不知明天又会杀谁？朝臣们大多生出“兔死狐悲”之感，起了同仇敌忾之心，在这些反对皇帝杀害大臣的人中，章惇只是脾气最暴、性子最直的一个。
章惇和李定大吵，另外还有个原因：早前皇帝收拾王安石、吕惠卿的时候，章惇因为和吕惠卿走得较近，曾被坐镇御史台的“三司系”人马迫害过，从此对这帮酷吏有了看法，尤其掌握台谏的几个人，章惇对他们有一肚子怨气。
不管怎么说，章惇这位极受神宗皇帝器重的“三司系”大将能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替苏轼鸣不平，实在了不得！
直舍人院王安礼见章惇挺身而出和李定争斗，知道眼前是拯救苏轼的大好机会，一旦章惇落败，不但苏轼难救，连这位仗义执言的参知政事也要落马，急忙出班高声奏道：“臣以为章大人这话说得对。自古以来，圣主明君都有容人之量，当年齐桓公不计管仲一箭之仇，唐太宗能赦魏征辅佐李建成之罪，后人提及，皆是美谈。我朝自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以至陛下都是明君圣主，最能纳谏。如今却因为几首诗就治苏轼的罪，旁人看了会以为陛下不肯容才，不能纳谏，一旦这些闲话传开，中外喧嚣，那才真成了‘讥讽讪谤’了。而且苏轼才名素著，苏诗苏文天下传抄，若说苏轼写诗犯忌，那些和他诗词唱和的、传抄的、收录的岂不都有了罪过？这要牵连多少人！陛下若能对此案一笑置之，就等于赦免了千百人，天下人都对陛下叩首称颂，岂不是大好事吗？”
王安礼这些话是捋着章惇的话头儿说下来的，却比章惇说得更直，简直有点儿“威逼利诱”的味道了。
神宗还没说话，和李定同审苏轼一案的知谏院兼御史知杂事张璪已经指着王安礼喝道：“住口！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你和王安石本是手足，却不识大体，反与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人结党，专以抵牾新法为能事！如今你又和苏轼结为一党，巧言令色要挟陛下，我看你和苏轼一样都有不臣之心！且等诛了苏轼，就来办你！”
张璪如此穷凶极恶，是因为他心里已经慌了。
这次办理“诗案”的李定、舒亶、何正臣都是苏轼的政敌，只有张璪是苏轼的同年老友、莫逆之交。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好，张璪对苏轼又打又骗，真是把脸面撕破，把狠心用足，天下人都看透这个张邃明的嘴脸了。此案办成了，张璪还能升官受赏，倘若案子办不成，苏轼治不了，张璪在朝堂上也没几天混头儿了。
如今朝堂上展开决斗，神宗皇帝的态度很不明朗，章惇又突然站在对立面上去！眼看情况不对头，在几名酷吏之中张璪第一个慌了。
若说李定、舒亶是禽兽，张璪简直就是粪土中的蛆虫！王安礼对这个卑鄙小人厌恶至极，见张璪公然恐吓，毫不畏惧，厉声道：“大人不用急，王某逃不掉，就在府里等你来办！只是我也劝大人一句，离地三尺有神明，大人要好自为之……”
大臣们在文德殿上言来语去越吵越凶，神宗皇帝头昏脑胀无所适从，知道至少今天杀不了苏轼了，站起身来拂袖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