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这话问得有趣，王珪不知神宗为何驳他，就此退下又不甘心，就说：“苏轼的诗中犯忌之处甚多，比如‘坐使鞭棰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还有……”一时竟想不起别的说辞来，只得向上奏道，“这些分明是在讽刺新法，实在可恶。”
王珪的嘴脸实在讨厌。哪知话音刚落，站在他身边的参知政事章惇忽然问道：“宰相是想诛苏轼三族吗？”
章惇是个精明人，知道李定在皇帝面前得宠，王珪却不受皇帝待见。所以他不驳李定，却跳出来质问王珪。这冷冰冰的一句叫王珪暗吃一惊，忙说：“我倒没有这个意思，就事论事罢了。”
王珪这个人猴儿精，刚才跳出来附和李定，章惇一问，他又往回缩。章惇也不客气，又追问一句：“宰相指责苏轼讽刺新法，不知这些话是听谁说的？”
王珪一愣，下意识地答道：“我是听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横眉立目高声道：“舒亶算什么东西！他说句话宰相大人就信？是不是舒亶吐口唾沫，宰相大人也肯吃！”
章惇这话是明仗着自己在皇帝面前比王珪更有面子，当着朝臣的面欺负这个老东西。偏偏王珪名声太臭，受了气也没人帮他，连皇帝都冷眼旁观。
王珪好歹是个宰相，竟被章惇指着鼻子骂了一句，恼羞成怒，瞪眼喝道：“这是什么话！”
章惇脾气很大，根本瞧不起王珪，也不跟他争论，干脆转向皇帝：“陛下，苏轼原是本朝出名的才子，平生写诗无数，天下都在传抄。如今御史台从这些诗中检出百十首，拿捏文字要定苏轼的罪，就好比一个人身子好好的，只是腿上长了个疮，就硬说他得了绝症一样！如此罗织罪名陷害大臣，天下人怎么能服？臣还记得，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应‘直言极谏’制科大考，策论中有‘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等语，指责仁宗皇帝不能勤政，这些话比诗词中那些捕风捉影的句子不知厉害多少倍！仁宗皇帝不但不怪罪苏轼，反以制科超等录用。若依李定的说法，诗里有几句讪谤之语就要定罪杀头，那苏子瞻岂不是早在嘉祐六年就被满门抄斩了？请陛下评评理，李定这些话说得过去吗？”
在原属“三司系”的官员里章惇是个干才，文能领政理财，武能带兵打仗，在朝制订新法，在外平定湖南叛乱，功绩卓著。如今官拜参知政事，是“三司系”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而章惇的暴脾气和他的本事一样出名。
现在章惇为保苏轼当殿和宰相争执起来，而且句句都说在节骨眼儿上，把王珪驳得无话可说。御史中丞李定忍不住跳了出来：“大人这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苏轼本是一个小吏，在仁宗朝以制科名次得先帝垂青，平步青云，本应一心报答圣恩，可他不知感激，反而因为其后升迁不速，深恨陛下不能用他。陛下变法之初，苏轼在朝中上下勾结，尽力破坏新法，怎奈陛下英明，识破他的奸计，将苏轼逐出朝廷，苏轼由此心生怨望，叫嚣诋毁无所不用其极！我看苏轼早年向先帝进言只为博一个刚直忠谏之名，如今写反诗讥讽朝廷乃是奸邪悖逆之心，若说早先可恨，现在更是可杀！”
李定这番话颇有强词夺理的味道，章惇瞪着眼叫道：“古来有明君才有诤臣！没有唐太宗就不会有魏征；没有汉光武就不会有董宣！当年仁宗皇帝在位时，包拯、赵抃这样的臣子在殿上扯袖捋袍与皇帝争执，先帝也不怪罪，苏轼等人直言极谏，先帝反而重用。如今写几首诗就成了‘奸邪’？说一句话就是‘悖逆’？我看御史大人这话不是指斥苏轼，倒像在责备陛下！”
——有明君才有诤臣！皇帝能纳谏，大臣才敢直言；大臣敢直言，正说明皇帝圣明。
章惇这些话恰是苏轼早前说过的，而这些话，正是驳倒“文字狱”的关键所在。李定顿时哑口无言，忙说：“苏轼的供状在此，那些罪名他都认了，参政大人倒替苏轼脱罪，难道是念着和苏轼的交情，徇私忘公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