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天，高太后缓缓说道：“曹魏势大，东吴凶狠，蜀汉夹在魏、吴之间，唯一的机会是等待魏国衰落，然后联吴伐魏。这就是诸葛亮说的‘待天下有变。’可惜刘备得了荆蜀，自以为是，操之过急，不待曹魏生变，先就起兵伐吴，败了！后人只知道笑话刘禅昏庸愚蠢，叹诸葛生不逢时，哪知道刘禅并不昏庸，只是无力回天，因为蜀汉早已亡于他父亲刘备之手。”说到这里，认认真真把皇帝看了两眼，“其实今日局面与三国相似，辽国强盛如同曹魏，西夏凶狠如同东吴，我大宋比当年的蜀汉强得多，可辽国不见内乱的迹象，攻西夏又不能速胜，此时应该韬光养晦，国内变法求富强，对外罢兵，休养生息。辽人也许长枪快马能征惯战，可我大宋君臣共治、国泰民安、百姓归心、能臣如雨，这些辽国比不了！早晚有一天，西夏、辽国会走向衰落，咱们有机可乘，这才对外用兵。可陛下单在熙河路一处就用兵八年，大宋和西夏都受到损失，辽国未动一兵一卒而得其利，咱们犯的不正是当年刘备犯过的错误吗？”
是啊，其实神宗继位的第一天身披铠甲拜见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就看出神宗的心思，也劝过他，没用；后来大臣们知道了也劝，可那时的神宗皇帝已经不听人劝了。
到今天高太后终于把神宗犯下的错误当面说了出来。神宗虽然没有被劝住，可至少现在，他开始思考了。
高太后是个有见识的人，她知道，做皇帝的人把权力看得极重，即使亲生母亲，也是不容干政的。所以高太后平时从不干涉朝政。可今天是个要紧的日子，太皇太后刚过世，皇帝心里难过，这时候他肯听劝；苏轼的脑袋快掉了，如果皇帝真杀了苏轼，朝局就会发生剧变，到那时再想劝皇帝也来不及了。
今天高太后必须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大宋立国百年，积弊甚多，皇上是个有心胸的人，一心要变法图强。可天下人都不明白‘变法’二字的意思，居然以为王安石组建一个‘三司条例司’、推出几个法条在全国施行就是‘变法’？笑话！有天子在，王安石一个臣子，配谈‘变法’二字吗？皇上这几年所做的大事，又怎会局限在这几个‘法条’上头？这几年皇上变更朝廷人事，逐走迂腐不堪的老臣，重新使用能臣，改组御史台，对内充实国库，对外积极用兵，这才是真正的‘变法’。到今天皇上主持变法十二年，实实在在见了成效。可老身觉得朝堂上的宰相换了几批，似乎王安石不及早先的韩琦，韩绛又不如王安石，吕惠卿不用说了，如今王珪、吴充暮气沉沉，似乎连韩绛也不如。眼看朝廷人才凋敝，我有些担心，不知吴充、王珪之后，宰相之位又付与何人？”
话说到这里，高太后已经在责备皇帝了。可今天的神宗正因为太皇太后的去世而伤感，竟舍不得与母亲争吵，反而顺着太后的意思说：“今日朝堂上确实没有韩琦这样的人了。”
神宗能承认这一点，连高太后都觉得有些意外。知道皇帝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一些了，急忙抓住机会进言：“皇上知道太祖为什么立下石碑，与后世子孙约定不杀大臣吗？”
太祖皇帝立碑，严训后世皇帝不杀大臣，这个神宗知道，但太祖为何如此，神宗真没想过。一时竟无法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