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举认罪时，我还把一九四五年日寇当降服前，我为了谄谀日寇，特把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叫到伪宫，鼓励他们要使伪满尽全力支援日寇抗拒苏联到底的罪行，加以隐瞒。竟歪曲说成是吉冈安直让我这样说的。还有一件，也是在一九四五年日寇当降服时，曾由日寇关东军指令伪傀儡政权，把最后掠夺到手的我东北人民脂血——三亿日元的人民财富，作为我逃亡日本以后的生活费用。我在检举认罪时，对于这一可耻罪恶竟只字未提，直到一九五八年在小组内做思想检查的时候，才由同犯的帮助以及自己的思想反复斗争，坦白了这一罪行。
由此可见，尽管我在所方数年如一日的人道主义温暖而耐心的启发教育下，过了多年的学习改造生活，也逐渐认识到只有彻底认罪，才有自己的出路，可是却这样地一直隐瞒了多少年，这不是我理论认识和实践的严重脱节是什么？不是深负祖国人民的起死回生父母般的恩情是什么？
四、温暖照顾
在哈尔滨的几年之间，一贯使我深切感到的，就是管理所长以次全体工作人员对于我的无微弗至的照顾和仁至义尽的关怀。并且这种照顾和关怀，更是大公无私的和与严肃紧相结合的，绝不是仅只对于我是这样，而是对于全体同犯都一视同仁。
在学习方面真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拿出了最大限度的耐心，对我们这些一个赛过一个的典型犯罪人做了数年如一日的伟大改造工作。教育是采用了既绵密又切合实际的循序而进的方法，处处都是照顾到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才把学习的步骤和改造的进度给制定出来的。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逐步加强，陆续加深的计划下，自自然然地一步一步被纳入正规的改造轨道。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
每天除了被指定的学习文件之外，还有报纸广播杂志等作为辅助学习的手段，另外还从图书馆按期特为我们借来了多种多样的书籍，从思想理论起一直到科学文艺等各个方面的刊物，都是应有尽有，任凭我们都能随着各人的喜爱适宜选读。还有时由所方工作人员亲自给我们集体上课，或是领导我们进行集体的重要文件学习。没有一样学习教育不是想尽了方法，定好了步骤，期待我们能从学习和实际互相紧密结合的条件环境下，获得较大的实际效果。对于时局问题，也是有时应付当时的必要，特为我们约请有关方面的首长，对我们来做专题报告。此外，所长和外来的各位首长，更经常地找我去谈话，曾对我做了适时适地的启发勉励以及抚慰。像我这样的人，尽管旧社会的思想习惯残余还没去净，可是也不能不在思想上有了渐次的转变，这能不说是对我的起死回生的大恩情吗？
其次是我们的衣食住以及医疗卫生等方面，同样也使我深切感到了无比的温暖，真是照顾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先从衣类方面来说，崭新的棉衣、棉裤、防寒帽、防寒鞋袜以及厚厚的被褥等等，使我们经常过着冬尽不知寒的生活。夏季衣帽等物，也同样是按时发给，从来就没有使我们感到过一些不便之处。
又如在饮食方面，每日三餐，不但经常是精米白面鸡鱼虾肉等等应有尽有，甚至有时连海参、江瑶柱和广东的蔬菜等等都能吃得到。有一次，一个后进所的同犯某，当他乍一来到的那一天，正赶上吃海参，他因为事出意外，便大吃一惊，不由得在心中暗自捣鬼地想：
“这可不妥，八成我这条命要保不住！”
他为什么要这样大惊小怪，为什么要这样吓得要死？
这也难怪，这就是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新中国的人道主义宽大政策，仍然是以他的旧尺度来衡量新社会新事物的关系，所以他就认为犯人而忽然能够吃到了海参，这还不是在被枪毙以前的“催命宴”？于是就把他的惊惧的心情和“豁了出去”的“决意”自然地结合到一起，于是就抱定了“落个饱死鬼也还值得”的自暴自弃心情尽量饱餐了一大顿。
